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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背后,庞大患癌群体的用药之痛

作者:基岩资本 编辑:一只萝卜 浏览: 2018-07-06 21:17:23
格列卫只是抗癌药物的一个缩影,更多的抗癌药至今没有进入医保目录,价格依然居高不下,甚至还有很多抗癌药国内连正版都没有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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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基岩资本

“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印度药了行么...你们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

这是近期上映的一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台词,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评价有多高?有人这样形容,“如果你对国产电影彻底无爱,这部电影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因为这简直就是“别人家的电影”。

电影讲的是什么?

(含剧透)影片的男主角程勇是卖印度神油的药贩子,父亲长期卧床不起,妻子因被家暴与他离婚,八岁的儿子很快要跟着母亲和继父移民。

留给程勇的,是一片狼藉的生活,能救他于困境的,只有钱。

因此,当有白血病人找到他,托他从印度带仿制药格列宁(实际药名为格列卫,一种治疗慢粒白血病的抗癌药)时,程勇答应了。国内正版格列宁高达四万元,而仿制品成本只要几百元,中间竟有几十倍的价格差可赚,于是,程勇开始铤而走险。

“这个药会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我不要做什么救世主,我要赚钱。”

这是程勇最初的心态。他和患者各取所需——他为钱,白血病患者为命。当获得大量钱财并意识到坐牢危险后,男主角毅然金盆洗手。

影片的后半段,随着仿制药的断供,买不起正版药的患者相继离世,当看到昔日好友惨遭病痛折磨最终自杀,他重新走上贩卖假药之路,只是这一次,他分文不取。


电影剧照

程勇卖的仿制药很快被警方盯上,患者们对此严守秘密。

在一次面对警方的问询中,一位老人颤颤巍巍地站出来,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句台词:“四万块一瓶的药我吃了三年,房子被吃没了,家人被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你们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

是情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情?警察迷茫了,观影者也迷茫了。

随着印度仿制药厂被起诉停产,程勇决定最后舍命一搏,把印度最后的格列宁高价收购回国,可惜,天不遂人愿,程勇在这次行动中被捕入狱。

程勇入狱无数白血病人送行

“印度格列卫”实为无奈的福音

《我不是药神》的蓝本是三年前引发全国关注的药物走私案,电影原型陆勇有着“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之称。电影与蓝本高度相似,电影一上映,“印度格列卫”就再度成舆论焦点。

“印度格列卫”仿照的是原研药格列卫。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格列卫的研发药企瑞士诺华公司的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

基岩君了解到,格列卫自2001年首次被引入我国后,价格此前是23500元/盒,一月服用一盒,随后经过几轮调价措施后,价格下调至11000元至12000元左右/盒,一年费用需要13万到14万左右。

一年13万到14万是什么概念?用《我不是药神》中的一句话说,“别说一瓶一万元,就是三千元我们也吃不起啊!”

再来说说“印度格列卫”,印度的仿制药是假药吗?显然不是。印度政府制定了特殊的专利强制特许,当民众买不起高价的专利药时,无论专利保护期是否结束,都允许该药品直接被仿制。

印度仿制药产业这种“劫富济贫”的方法一方面获得了一般民众认可的同时,另一方面却极大的损害了原研药厂家的利益,因此,一直以来西方国家与印度制药企业间的博弈从未停止。

这样的仿制药,其成分、含量、效果药性与原版药相似度达到99.9%,因为外国企业强烈抵制,一直备受争议。

虽然影片的最后,程勇被捕入狱令人唏嘘,不过,片尾滚动的数据至少让人感到了些许欣慰。

“2002年我国慢粒白血病存活率仅为30%,2018年上升到了85%。”

“2018年5月1日起,国家对抗癌药品实行零关税,拯救慢粒白血病的天价正版药此后纳入了医保。”

“2017年,格列卫被列为国家基本医保目录中的乙类药品,随后,各地医保目录中该药被列入地方医保目录内。”

那么,如今格列卫的价格又是如何呢?

以广东为例,格列卫医保报销比列约80%,按此换算,患者每盒格列卫自费部分约合2200元。

可以说,单纯价格而言,原研格列卫目前与“印度格列卫”之间的价格依然是相差较大,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印度仿制格列卫价格约合980元/一盒(规格为100mg*120片,量相当于两盒原研药),而陆勇此前代购的“印度格列卫”价格甚至一度低至200元/盒。

打破长期垄断

实际上,格列卫只是抗癌药物的一个缩影,更多的抗癌药至今没有进入医保目录,价格依然居高不下,甚至还有很多抗癌药国内连正版都没有销售。

政策、市场等因素固然重要,究根结底,原研抗癌靶向药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还要回到最基础问题——药物的研发。药物本身的成本并不是很高,但是研发过程却可以形容为一将功成万骨枯。

一种药品的研发过程常常耗时超过十年,资金需求量巨大,并且存在失败的可能。数据显示,国外开发一个新药的费用通常高达十几亿,甚至数十亿美元,比如,世界著名药企阿斯利康在1997至2011年研发花费大概在580亿美元,期间只批准了5个新药,也就是说,平均到每个新药上花费高达118亿美元。

因此,在药物上市之后,药企都会以高昂的价格来进行成本的回收。通常情况下,这些药物的专利保护时间在20年左右,也就是说在这期间不能有其他的药商进行仿制,市场上面的独一无二注定了这个药物的价格昂贵。

国内抗癌药需要进口,甚至需要从“进口”仿制药的背后,一方面,国内是药企缺乏研发能力,我国有4700多家制药企业,其中有研发能力的不到1000家,这1000家里还有很多外资或合资药企,剩下的国内药企绝大部分连仿制药都做得马马虎虎;另一方面,国内的药企也缺乏研发的资金。

好在,随着新药创制计划的推动,中国的靶向药物研究也陆续获得了一些成果。

举一个近期火热的例子——信达生物,信达生物专注于医药领域最前沿的单克隆抗体药(简称:单抗)的研发。单抗药物可以激活人体免疫系统,让患者依靠自身免疫力,对肿瘤细胞进行杀灭,相比化学药物其对人体的副作用极小,但研发的难度也极大。

经过多年努力,去年年底,苏州信达一款被认为可媲美美国Keytruda的抗癌新药——PD-1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申请上市,有望2018年底或2019年初上市,而它的价格,预计只有Keytruda的十分之一左右。

再举一个泽璟生物的例子,泽璟生物致力于创新药物的独立研发,公司重磅抗癌药多纳非尼已经临门一脚处于临床三期试验,适应症包括针对晚期肝癌(一线)、晚期结直肠癌、晚期甲状腺癌、晚期鼻咽癌和晚期胃癌等。

一旦上市,多纳非尼将打破索拉非尼的垄断。索拉菲尼是晚期肝细胞癌一线治疗的标准用药,2007年11月获得批准于美国上市,2008年7月,索拉非尼在中国被批准,也是至今唯一一个在中国获得批准用于治疗肝癌(一线治疗)的靶向药物。国目前对肝细胞癌的一线疗法仍为化疗,索拉菲尼只占有3%左右的市场,主要由于绝大部分患者无法负担索纳菲尼进医保前4万元/月的高额费用。

实际上,近些年这样的医药生物公司还有不少,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在药物上市之前,这样的公司往往不为人知,也缺乏资本市场的关注。降低抗癌药费用靠更广的纳入医保范围,更靠的是独立研发的意识打破国外长期的垄断。所幸,随着国内对抗癌药的需求和创新意识的上升,医药生物行业已经逐渐成为资本投资的风口,更何况,投资医药生物行业从本质上说是投资一个治病救人的行业。

虽然,这一切可能来得晚了一些,但就像《我不是药神》中程勇在被告席上说的那样,“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

深蓝财经声明: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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