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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社长戴自更离职 将出任北京文投总经理
分享到: 发布时间:2017-08-03 作者:新浪科技 标签:新京报   浏览:62772 (0)
知情人士表示,戴自更将出任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总经理。
戴自更的海报戴自更的海报

  8月3日下午消息,多位新京报人士表示,新京报社长戴自更将离职,同时在一张今日广泛流传的海报中,戴自更的介绍已经是“原新京报社社长”。知情人士表示,戴自更将出任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总经理。

  戴自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曾任光明日报社编辑、驻新疆记者、广东记者站站长、光明日报直属报刊部主任等。

  2003年,在戴自更等人的推动下,光明日报与南方日报两大报业集团联合跨地区办报,创办新京报并担任社长,以“新型时政类都市报”的办报理念推动传统都市报的转型。

  资料显示,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文投集团”)是由北京市政府授权市文资办出资设立的市属一级企业,成立于2012年12月11日,注册资本50亿元。

  文投集团作为首都文化创意产业重要的投融资平台,履行北京市政府文化投资职责,行使国有文化资本投融资主体职能。通过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资本运作,统筹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专业投融资服务的文化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文化资产,推动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整合和优化配置,有效提高政府专项资金使用效率,盘活国有文化资产,促进国有文化资产的保值增值,推动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升级。(韩大鹏)

  2015年11月,新京报曾对话社长戴自更。戴自更谈及了办报初心、困境、个人成长等话题。

  以下为对话全文:

  新京报:在办报的12年里,你的初心是什么?

  戴自更:初心很简单,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

  新京报:这和你所接受的教育有关吗?你曾受到怎样氛围的感染?

  戴自更:投身这个行业,确实是受到法拉奇等一代新闻人的影响,她的经历让我觉得,记者的职业很崇高,可以改变很多。还有埃德加·斯诺、范长江、获普利策奖的战地记者、调查记者等等,他们去一个地方,告知人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真相是什么,这些事件对社会、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办报纸的目的,就是告诉人们真相,同时提供进步的、美好的价值判断,就是说真话、讲真相。

  新京报:这初心从办新京报到今天,有变过吗?

  戴自更:没变过。我始终认为,媒体存在的价值,就是揭示和还原事件真相,提供有价值的、有趣的新闻信息,不要有任何虚伪和矫饰的东西。媒体是一个正常社会生态链上应有的一环,它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监督权。这一定位要求媒体是理性的、基于常识判断的。

  新京报:你认为目前新京报起到这个作用了吗?

  戴自更:我觉得多少起到了这个作用,在满足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还是有所成绩的,否则也不会有目前的影响力。我听到很多这样的评价——新京报还是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

  新京报:2003年,你40岁,打算创办一份新报纸时,最希望能做到什么?

  戴自更:最初的想法是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后来又想要办一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前几天与一位长者交谈,他说媒体应该是一盏灯,这种说法给我启发。媒体确实应该是一盏灯,照亮别人灵魂的灯,给别人以方向的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照明工具,从棉籽油灯、煤油灯,到电灯、LED灯。作为媒体人,我们就是点灯的人。

  我们这代人,骨子里还是理想主义者。当然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有多少能耐就做多少事情。尽管现实有时让人很悲观,你看不到自己的努力到底有啥成效,我曾经拿西西弗斯的故事做自嘲。但觉得自己是在做符合良知又力所能及的事,这就够了。

  新京报:你在之前的媒体工作时,无法实现这种目的?

  戴自更:感觉在之前的媒体,很多应该信奉的新闻专业标准并不被重视。看到的明明是这样,报道出来可能是那样;明明是常识,结果变成了绕口令;该报的不能报,不想报的要报,这个太让人难堪。当然不是所有时候都这样,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就会觉得很纠结,没有尊严。我觉得有时也不是政治上的要求,只是谨慎过头和惰性使然。

  新京报:那时传媒界的局面和氛围是怎样的?能感受到的最让你觉得激动的时刻是什么?

  戴自更:当时媒体环境比较宽松,都市报的发展如火如荼。我在广州时,订阅了南方都市报,感觉比较犀利又贴近现实,新闻操作跟我理想中的比较接近,报道的内容、角度、立场,使用的版面语言,包括一些大型策划,都让人觉得惊喜并恰到好处。我好像找了很久,蓦然回首,觉得这才是一张报纸,因此对南方这批新闻人有着职业上的尊敬和信任。

  新京报:你当时是体制内的新闻从业者,在创办一份全新的市场化媒体时,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改革者?还是其他?

  戴自更:从当时所在的单位来讲,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改革者,也确实想办一份不同于光明日报这样的报纸;作为新京报这份新型时政类都市报的创办人,我算一个开拓者。

  我和我的同事遵从这个理念,改变了传统报纸的形态,后来一些都市报甚至全国性党报,从版面架构、版式风格、到新闻操作手法、报道角度,都有新京报的影子,可以说新京报对中国报业的进步是做出了贡献的。

  新京报:你本人的个性,譬如别人经常提到“拧巴”、理想主义,这些在你办报的经历中起到什么作用?

  戴自更:我一直很喜欢鲁迅和王小波的作品。他们身上有浓郁的知识分子情怀,他们敏锐、深刻,对人性的透视,以及不妥协的态度,都是我喜欢的。他们两人都有些“拧巴”,区别是鲁迅更严肃,王小波更诙谐。他们都以批判现实为己任,但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

  新京报:讲一个创办过程中最让你感慨的故事吧。

  戴自更:新京报创办的时候,不仅资金短缺,举步维艰,出刊过程也一波三折。很多人认为,在北京办报是“找死”。他们根本不了解都市报,不知道当时北京的报纸比南方的要落后一个级差。印象较深的是,为了跟光明的领导解释我们要办的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我从广州背了一个月的南方都市报到北京,厚厚的一摞,我讲了大概,又把报纸分送给他们,最后我也没搞清楚,他们是不是明白了。

  新京报:当时会考虑到成败吗?

  戴自更:我觉得新京报的成功是必然的,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给自己定了三年规划,办一份主流大报,其实影响力和领先优势在创办不久就显现出来了。

  新京报:回顾新京报走过的12年,你觉得有哪些重大节点或是艰难时刻吗?

  戴自更:新京报差一点就办不了,最后是中央主管领导拍板定的。这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关乎报纸生死的问题就会冒出来,比如2005年底2006年初、2011年秋、2013年初,都有过类似经历。这些遭际,对别的媒体和媒体人,可能经历一次就很不容易,在我们则是接二连三。

  因为经历得多,现在回顾,我还觉得报社的发展整体比较顺当,因为那些遭际都来自外力,报社内部的发展一直很平稳,尽管艰难困苦数不胜数,但方向始终是明确的,步伐也是坚定的。

  新京报:你曾说,适度的冲撞,对办报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生存空间的拓展,怎么理解?

  戴自更:任何规则都是依据一定阶段的实践制定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有些规则可能已经不适应了,这样就需要“适度的冲撞”去突破,证实它的不合理性,这其实是改革的一种方式,办报也是这样。“适度的冲撞”的存在,对促进媒体的生存空间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冲撞”必须有相应的前提条件作保证,否则会招致麻烦。

  新京报:这些博弈和冲撞带来的成效是什么?

  戴自更:使新京报的特色更加鲜明,同时提升了我们新闻操作水平和把控能力。12年来,新京报成千上万的舆论监督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没发生一例事故,证明这种冲撞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鼓励我们不断地探索、创新。

  新京报:怎么定位新京报的存在价值?

  戴自更:一些人问我,新京报的价值观是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把这个国家看成一所房子,媒体也是家庭成员,其中一些成员把眼睛蒙起来,一味地说好,还有些成员对什么都不满,想把这所房子拆了或者烧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家里把环境搞好一点,苍蝇、蚊子少一点,家里的人能平等相处,公平分享权利。我们不断地发声、提醒,是希望引起家长们重视,让住在里边的人能舒坦一点。

  新京报:办报会经受煎熬,甚至要面对误解和敌意,孤独和痛苦。你有这种感受吗?

  戴自更:有的痛苦其实还真不好跟人讲。我们这个时代与鲁迅所处时代也不一样。一份报纸,12年来能一以贯之地坚持客观报道,坚持说真话,是不太容易的,但我们做得还不错。该说的话基本说出来了,尽管有时候讲的不那么直白,该报道的也基本报道了,虽然够不上“报道一切”。我对自己有要求,就是当你过了10年、20年,甚至几十年,再翻看这份报纸不会感到脸红,没有出尔反尔的东西,没有丧失尊严和理性,没有讲过假话,这样就对得起自己了。我不认为一份报纸的品格与办报人的人格是可以分开的。

  新京报:你的朋友说,因为办报,你也得罪了不少人,失去了很多。

  戴自更:得罪人肯定有。因为舆论监督报道,很多人找来,有各种关系,如果都应承,报纸就没法办了。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除了上级主管领导,谁来说情一概不理,这样当然得罪人。中国是人情社会,你不给人家面子,别人当然觉得你不近人情,久而久之朋友来往就少了,不过这样生活也特别简单。等哪天退休了,我挨个去向人道歉,看看能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

  新京报:就没有过妥协的“特殊时刻”吗?

  戴自更:可以肯定的是,我没有因为个人利益干预过任何稿件的处理。

  新京报:这么做值得吗?

  戴自更:做任何事情都有代价的吧?我想新京报能够走到今天,并小有成就,与我这样的处事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自己不以私废公,报社各级管理人员,甚至普通的采编人员,也都坚持遵行,报社的风气就很正,形成了良好的职业自律。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代价,何况是自己感兴趣、有意义的事。报社这份工作是有些苦、有些抑郁,但也满足了我不少欲望:可以服务社会,可以拥有尊严,可以实现人生价值,当然日常也够养家糊口,我觉得是痛并快乐着。

  新京报:现在,你觉得新京报的“初心”还在吗?

  戴自更:这种初心已经融入企业文化中,尽管现在提及的时候少了。但每当重要时刻,这种“初心”就会凸显出来,比如像不久前我们在天津港爆炸的采访中,参与报道的记者编辑既有已在新京报工作10年以上的老员工,也有刚刚入行的90后记者,但是他们的工作热情、职业态度、奉献精神,完全就是“初心”的诠释。

  新京报:这12年里,你从报纸的成长里感受到的喜悦时刻有哪些?

  戴自更:前两天,与台湾的媒体同行交流,他们竖起大拇指,说“新京报是很有影响力的报纸”,我感到很高兴。

  每次有人肯定、夸赞新京报,都会感到喜悦。其实作为这份报纸的创始人,我感到最欣慰的是培养了一批有新闻理想、有职业精神、有专业能力的媒体人,他们无论还在报社或者已经离开,我想新京报三个字已经在他们的人生中打上了烙印。

  新京报:去年社庆时,你说“为了我们钟爱的事业,愿意赌上一切”,听起来有些悲壮。

  戴自更:媒体全新的时代正在来临,优胜劣汰大潮汹涌。改变自己,顺应潮流,也许有存续的机会,否则将退出舞台了。报纸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继续辉煌,相反曾经的辉煌可能是转型的包袱。一边是钟爱的事业,一边是不可知的未来,中间隔着一条危机四伏的河流,止步不前注定死亡,贸然渡河存亡难卜,何况河对面的情况看得并不是很真切。这样的环境、现状,是有些悲壮。

  新京报:哪个时刻让你深切感受到传播形式正在发生改变?

  戴自更:2009年吧。这之前所有的门户网站,包括一些新媒体产品,都没有动摇我办百年大报的意志。但微博出现后,陈彤(时任新浪总编辑)向我示范怎么用微博,我感觉报纸的危机正在来临,我也把这种恐慌告诉了同事。

  新京报:为什么会恐慌?

  戴自更: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表达的时代,报纸的价值会大打折扣。自媒体的出现,让专业媒体不再垄断传播渠道。冯小刚就说过,有了微博,他也可以办报纸了,自己想说什么、怎么说、什么时候说都可以掌控,也不会被媒体误传了。我之前拒绝开微博,不是不喜欢,而是害怕。

  新京报:各类新兴传播方式不断涌现,感觉传统媒体人进入了一个困惑期。

  戴自更:传统报纸的运行方式是清晰的,做好内容,稳定发行,刊登广告,三位一体。新媒体情况下,做好内容,不一定有传播渠道,更不一定招来吸引广告,这三者是割裂的。做内容有前途,这毫无疑问,但内容怎么变现?怎么和经营结合?直到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例成功的。我的后面有条路,我的前面没有路。怎么不困惑?

  新京报:和其他传统媒体人有过关于转型的交流吗?

  戴自更:有过,都比较茫然,相比之下,我们还算有些作为。一是清晰地断定必须让原创优势和强势的互联网平台进行嫁接,实现优势资源互补,创建新的媒体平台。二是有比较强的执行能力和创新能力,知道吸收外来的技术、产品,去寻求点上的突破。但是全面转型确实条件和实力都不够。

  新京报:所以说,大家对改变有共识,对怎么变却迷茫?

  戴自更:对。大家觉得不改变肯定死,改变也不一定能活。但我觉得还是要去尝试,利用已经积累的一些采编资源、经营资源,做一些看准的、想做的事情。

  新京报: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正在消逝,作为报人,不会让你遗憾吗?

  戴自更: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历史总是这样不断地向前。遗憾尽管也有,但是这是规律,不能也没必要抗拒,只能迎接。我选择了、努力了、坚持了,和这么多人一起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这就够了。

  新京报:对你来说,现在也是新京报的艰难时刻吗?

  戴自更:也是一个艰难时刻,可能比以前遇到的还要艰难,至少以前的方向是清晰的。不过我还是相信报纸自身也是有前途的,据说日本的《读卖新闻》现在还有900多万的读者。当然如果新京报转型能够成功,顺利进入全媒体时代,更好。

  新京报:转型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尝试?

  戴自更:从12年开始,我们就在新媒体方面做了一些布局,也有一个规划,就是用我们的原创优势与技术和传播渠道进行嫁接,创建新的媒体形态,目前如“热门话题”、大燕网、动新闻、微信矩阵等,都有一定的市场前景。此外我们也尝试提高版权的价格,逐步让原创内容不至于只是成为他人网站的奶牛。

  新京报:做原创真的可以找到未来之路?

  戴自更:不论什么时代,不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有价值的、特别是原创的新闻资讯总是需要的。

  从这个角度看,做原创内容肯定有前途,现在很多资本选择原创内容,也验证了这一点。当然做原创内容,尤其是做适合互联网传播的原创内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传统报纸的原创内容有本质上的区别,一篇稿子放在报纸上,可以滥竽充数,在精准阅读的新媒体中,是原形毕露的,其影响力是根据数据来评价的。这方面对我们传统媒体人是巨大的考验。

  新京报:说说未来吧,你觉得新京报的未来在哪里?

  戴自更:无论传播介质如何改变,媒体和媒体人的精神不能改变,推动社会进步美好的信念不能改变。未来,什么都有可能改变,但唯有理想不变,这是今年社庆的广告词,说得很形象。

  新京报: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戴自更:鲁迅有句话我很喜欢,“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去”。过去12年,作为新京报的掌门人,这是我行为准则的座右铭。我更多的是承担起责任,领着大家义无反顾地去创新、开拓、尝试。遇到挫折了,招呼大家抱团取暖。接下来,我将更多地做好“人梯”,帮助年轻一代媒体人去实现属于他们的梦想。

  新京报: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戴自更: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如果考虑到现有的体制还有各种客观的因素,我觉得还算比较完美实现了我个人的理想。

  新京报:这些年,你一直坚持的是什么?

  戴自更:办一份能够忠实记录这个时代、对得起读者的媒体。这份报纸不论什么时候拿出来看,哪怕过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不感到脸红,不惭愧,就是真正的媒体,自己也是一个真正的媒体人。支撑我从2003年走到现在的就是这个。

  新京报:对你和新京报来说,你觉得最艰难的时刻是怎样的?

  戴自更:最难的还是新京报的出生,这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关乎新京报生死的问题就会冒出来。

  新京报:关于事业,你最珍惜的是什么?

  戴自更:还是这帮人跟这件事本身。前后差不多有近2万人在新京报工作,这家报社也坚持了12年,这让人感到珍惜。

  新京报:你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

  戴自更:越发喜欢鲁迅的一句话“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现在的心境。

  戴自更:从容。理想还是大部分实现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用了10年或更多时间做一件事情,小有成就,我觉得就可以了。

  新京报:对新京报的大家,说一句话吧。

  戴自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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