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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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在上海和南京与几位新闻学院的老师见面，他们不约而同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今在大学里面学新闻并且愿意从事新闻行业的学生，有不少来自背景优越的家庭。

这和十几年前的景象是非常不同的。在《南方周末》等媒体，记者们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中国的媒体里集结了一大批“小镇青年”，他们出身平凡甚至贫苦，通过高考走出小镇，凭借一些才华进入媒体。他们当然怀有理想主义的精神，但媒体也给予了他们不错的物质回报，并且让他们获得了社会地位和话语权。我是2010年进入《南方周末》的，当时就不断听说各种美丽的传说：十年前的记者拿的工资比我当时拿到的更高，奖金福利太多分不完……

如今，在新闻业的重重危机之下，媒体不再是物质上吸引人的行业，媒体人或许正经历着一次重要的代际转型。出身底层的“小镇青年”逐渐退出，转而进入其他更有钱途的行业；而对物质回报不敏感的人群则更多进入，他们选择新闻业多半是出自纯粹的兴趣。

这让我想起自己五年前在博客上写过的两篇文章《论官二代适合当记者》和《论富二代适合当记者》。两篇文章都可以算是游戏之作，不过其中一些观点也许有些意思，我摘录一些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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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论官二代。

新闻记者需要见多识广，否则难以招架每天扑面而来的各类新鲜线索——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事情，如何告知读者？而官二代往往在少年时代即已随父母云游四方，熟稔太平洋岛国的海水颜色和欧洲国家的巧克力品牌，累积了平民一生都无法完成的飞行里程。此其一。

新闻记者的见识不仅需要广阔，还需精深，尤其是在中国当记者，更需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和运行逻辑有深入体察。在这一方面，官二代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从小对官场生态耳濡目染，早已对中国政治那点事具备足够的敏感，形成独到的见解。此其二。

没有见识的新闻记者难成大气候，但仅有见识的新闻记者则可能根本成不了气候，这是因为记者的核心任务还是获取信息，行话曰“拿料”。官二代的拿料能力无人能及，只需蹦蹦跳跳地跑进办公大楼，从他/她父母或某位相熟的叔叔阿姨办公桌上随便拿份文件，上面很可能就是好几位资深记者苦苦寻觅数月而不得的信息。此其三。

众所周知，新闻记者是高风险行业，有时会被坏人打、被警察抓、被杀手威胁，还容易因为自己的报道面临各种法律风险。此时，官二代的关系网可以为自己织就一把庇护的大伞。此其四。

中国记者高风险，新闻媒体同样高风险，常常被人告，更常常被有关部门批评，弄不好就需要写检讨。而若有足够牛叉的官二代在某媒体当记者，或可代为疏通上下关系，为媒体寻求到免死金牌。此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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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富二代。

其实官二代和富二代具备许多相近的特质。比如，上述第一条理由“新闻记者需要见多识广”同样适用于富二代。他们吃过的高级巧克力和你吃过的馒头一样多，开过的汽车和你被偷过的自行车一样多，认识的权力精英比你的QQ好友还多。

富二代当记者的第二大理由是：容易接近普通记者根本无法采访到的核心人物。原《纽约客》驻华记者欧逸文曾讲述他采访玖龙纸业创始人、女首富张茵的故事。他说，张茵愿意与他搭话的关键是，他那天穿了一身昂贵的高级西装。“自我介绍之后，张茵完全可以把我踢出去的，但如果这样，不仅对我很尴尬，对她也很尴尬。一个老外穿那么昂贵的西装站那儿，你把他撵出去也不太像话。”

在中国媒体不可能为记者配备高级西装的现实下，富二代便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与之类似，他们还可随意出入顶级酒店，乘坐头等舱，有大把的机会接近掌控和影响时代走向的人。

另外，富二代的优势还在于，他们根本不在乎工作薪酬的多寡。中国媒体的薪酬体系仍然以计件制为主，迫于生活压力的记者不得不选择多出稿，自然，稿件质量不会有多高，且几无心力从事长线、深度题材的开掘。而于富二代而言，花上半年时间做一篇精品并不算什么奢侈。

所以，富二代当记者，来去自由，举重若轻，易成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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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至此结束。如前所述，这是游戏文章，语句中多带调侃。“官二代”“富二代”的说法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贬义，还是使用“出身中上阶层”更为恰当。但是，职业选择与阶级出身的关系的确是一个严肃的研究话题。

早在1835年，马克思就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道：“我们并不能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

我见到的几位新闻学院老师认为：新闻专业学生的这种出身变化，可以带来很多积极的东西。当大家更纯粹地出于兴趣和理想选择专业，无论是教还是学，都会变得更加愉快、更有效率。

当然，这其中也蕴含着很多危险：出身优越的媒体人，对底层是否有足够的了解和体察？他们的视角是否天然带有中上阶层的影子？我不相信只有农民的孩子才能写好三农问题，但跨越阶层的鸿沟确实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