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尔街见闻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于2015年3月21日—3月23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这场“两会”后首个国家级的大型国际论坛受到高度关注。

在论坛上，包括周小川、楼继伟、拉加德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纷纷发表演讲，华尔街见闻写过不少，现在我们用一篇文章总结这场论坛的核心观点：

【周小川：三管齐下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

央行行长周小川3月22日表示，今年将推进三方面改革，努力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其中资本市场会更加开放，发行者也会有更大的自由程度，可以选择在境外或境内发行，也可以选择发行币种。

周小川提到，今年是“十二五”最后一年，打算通过各方面改革努力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他称，有三件事情正在推进。

第一，要使境内境外的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周小川认为，目前虽然有了一些进展，但在有关法规条例上、在自由程度上还是有缺陷的。国内居民到海外投资，目前是事前审批制度，但已准备进行改革，国外居民投资中国目前主要通过QFII，方便和灵活程度不够，今年准备出台一系列政策和试点。“基本上达到资本项目可兑换，或者是作为一种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

第二，资本市场会更加开放。去年中国实现了沪港通，今年将实现深港通，除了使国际投资者能够自由投资国内的股票债券，国内的投资者也可以投资国外的股票债券，方便程度以及投资者权益方面也应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

在发行方面，周小川称，不管是股票发行者还是债券发行者，他们也会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将来境外发行者可以选择在境内发行，境内发行者也可以考虑在境外发行。他们选择的币种可以是可兑换货币，也可以是人民币。

第三，对《外汇管理条例》进行新一轮修改。此次修改将考虑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变成自由使用货币的要求。

周小川还提到，在新常态下会考虑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发展的力度，同时也要考虑货币政策稳健的程度，要使得杠杆率过去不断抬升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使得在新常态的经济情况下，货币政策始终保持稳健。

“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要支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要促进结构改革。太过宽松的政策，对于结构改革可能是不利的。”他表示。

此前，央行两度降息，一次全面降准，还采用了一些新的流动性管理以及信贷总量管理工具，周小川坦言，这些做法让外界质疑中国是否正在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他认为，央行希望流动性管理的工具更多元化，既能够对短期流动性市场产生影响，也会使用一些中长期的流动性管理工具。

“我们仍旧选择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周小川说，尽管使用了多种工具，但将这些工具的数额加总，总量相对于中国现有的GDP规模来说并不明显。

他提到，整个社会信贷的扩张总量应该比名义GDP扩张总量可能略高2—3个百分点，根据中国传统的经验数据来看，这种量的掌握是比较稳健的，也大幅度的低于经济刺激计划期间的扩张的幅度。

当有媒体问他有没有什么退休的计划时，周小川回答，现在还没有具体的信息和想法，“还有待观察”。

与周小川共同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谈到美联储加息对新兴市场的影响是，她表示，美联储加息时点、力度、速度等可能造成的溢出效应会影响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中国出口部门肯定会受影响。

针对SDR的问题，她指出，“目前还有很多条件需要谈判，IMF会积极配合中国当局，如果符合条件的话，我们会考虑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

周小川则称，尽管IMF并没有明确说加入SDR的货币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货币，但是大体来讲逻辑关系也是接近的。

此外，拉加德还强调，IMF欢迎亚投行的成立，愿意与亚投行合作，合作空间更大，竞争应该比较少。

以下为文字实录，来自新浪财经：

周小川：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下午好！很高兴又一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过去我们搞发展论坛，在论坛的最后期间经常是央行给大家搞一个闭门会，后来可能中方的代表也都很愿意参加，所以觉得这个闭门会似乎有意见，所以今年调整了一下，所以还是搞成公开的，另外也不是上来就直接问答形式，我们先讲一小段，当然我会尽量简短。

题目是“新常态下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我觉得这个题目我个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领会才能说得好，所以我还是先说，尽管货币政策是稳健的，但是改革开放的步伐还是会进一步的加快。今天恰好有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参加这场讨论，而且国际货币基金又在今年对SDR的篮子进行评估，大家也都知道，人民币目前的国际化正在有序的进展，人民币是否能够在这次SDR评估中被考虑并加入SDR，也是大家关心的题目。因此，我就借这个机会先说一下这个题目。

总体来讲，中国在这方面是做了一些准备，而且会进一步的有所推进，我们也是欢迎各个方面对人民币进行评估，对我们的改革给予推动。我们知道，虽然说国际货币基金并没有明确说加入SDR的货币应该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货币，但是大体来讲逻辑关系也是接近的。那么中国在四年以前，也就是做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加快推进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在金融改革里面明确提出，是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那么今年，也就是2015年正好也是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最后一年，我们是打算通过各方面改革的努力来实现这样一点。具体来讲有三件事情现在是要做：

第一，要使境内境外的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

目前来讲，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有关的法规条例上，在自由程度上还是有缺陷的。我们主要在中国的国内居民到海外投资证券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的时候，目前还是个事前审批的制度。那么这个已经准备要进行改革了。

外国的居民如果投资中国的金融市场的产品，主要是通过QFII，走这个渠道进来。那么方便程度和灵活程度也都不够，都没有能够满足更高的自由程度，这方面准备在今年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和试点的举措，当然具体的还要和其他部门共同讨论。在这个之后，也就是说不光是企业，而且境内外的居民在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会更加便利。应该说基本上达到资本项目可兑换，或者是作为一种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

第二，资本市场会更加开放。

过去资本市场开放也都在议程之中，但是人们心里上总是有些担忧，或者担忧一些不确定的威胁。去年大家都看到中国成功顺利地实现了沪港通，也就是上海股票市场和香港股票市场的连通。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又明确提出来，今年还要加一个深港通，就是深圳股票市场和香港股票市场的连通，那么这种连通实际上进展的比较顺利，没有出现特别多的令人担忧的问题，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高了我们在这方面进行推进的信心。那么资本市场除了应该使国际上的投资者能够自由投资国内的股票债券，国内的投资者也可以投资国外的股票债券，方便程度上，以及他们投资者的权益方面也应该得到更高程度的保护。

另外，再有就是发行者，不管是股票的发行者还是债券的发行者，他们也都有更大的自由程度，将来可以选择境外的发行者可以在境内发行，境内的发行者也可以考虑在境外发行。他们选择的币种可以是可兑换货币，也可以是人民币。

第三，现在我们在法律方面有一个起草的队伍，在准备新一轮的修改《外汇管理条例》，中国的《外汇管理条例》过几年都要修改一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开放程度总是不断的加大的，过去的开放程度和现在的开放程度都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过去的外汇管理方面的有关外汇管制，就是控制方面的条款很快慢慢不适应了，就需要修改。

在这次修改过程中，我们也考虑有关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变成一个自由使用的货币所提出的要求，根据这样一个框架来审视我们的《外汇管理条例》，并对它进行修改。

除此之外，我们说在资本项目方面，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还有一系列稍微小一些的改革，也会在今年进一步推进。所以我说一方面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要使货币政策更好的运转，需要改革开放，大胆有力地向前推进。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货币政策这个题目来讲，我听到一些问题，说中国前一段时间一直出台了一些新的流动性管理以及信贷总量管理的工具，确实我们在尝试，同时也是在引进国际上一些成功的做法，使我们流动性管理的工具多元化，这个多元化包括对短期流动性市场产生影响的工具，也包括一些中期甚至长期的流动性管理的工具，同时也在使用传统的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大家也注意到我们在最近半年时期两度调低了中央银行的利率，同时我们也调低了存款准备金率。

当然有的人就会问，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是一种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我认为我们仍旧选择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说工具的使用还要看它在数量上的影响，可能用了多种工具，但是加在一起总体来讲它的量并不是很大，大家也可能想跟以前相比，这些工具使用的量应该比以前放大了，但是我们说中国整个经济，特别是GDP作为分母来讲，也比以前大多了，所以任何工具操纵的从数量上来讲，也可能和以前相比会比较大。也就是说，这些工具加在一起，我们总体来讲信贷扩张的速度或者是说货币供应总量扩张的速度，也就是我们广义货币的扩张速度，仍旧是相当稳健的，这个稳健我们说和名义GDP相比，也就是实际GDP加上GDP的平减指数，相比来讲我们按照传统来讲，可能整个社会信贷的扩张总量应该比名义GDP扩张总量可能略高2—3个百分点，根据中国传统的经验数据来看，这种量的掌握是比较稳健的。也是大幅度的低于经济刺激计划期间的扩张的幅度。所以我们说，新常态下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货币政策一方面要支持经济增长，考虑经济增长的新的特点。同时，也要促进结构改革，如果太过度宽松的政策的话，对于结构改革也许是不利的。

货币政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评论界注意到中国整个经济中的信贷杠杆率和GDP相比偏高，和很多其他国家相比偏高。那么我们说这里中间也要考虑中国储蓄率高的原因，也要考虑到资本市场的发展还相对比较滞后，所以走信贷渠道支持经济增长的量是稍微高一些。因此，我们说在新常态下我们会考虑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发展的力度，同时也要考虑货币政策稳健的程度，要使得杠杆率过去不断抬升，特别在经济刺激计划期间抬升的量比较大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使得我们在新常态的经济情况下，货币政策始终保持稳健。谢谢大家。

提问：谢谢，我来自腾讯财经，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问周行长，在这个会议开始，我听到有外方嘉宾谈到您，他说您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央行行长，可能是最害羞的央行行长，也有一些人说您考虑退休了，您有没有什么退休计划？第二个问题问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我想听听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的看法，有很多人在说亚投行，应该和IMF和世界银行是竞争关系，不是互补合作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成立这样一个新的金融机构，需要有一定的国际标准，有一些国家也说其他的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实践，是否应用于亚洲投行？谢谢！

周小川：有一个问题应该比较简单，我们和国际组织合作方面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在人才、在知识各个方面会考虑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增强我们之间的合作。至于其他有关的问题，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具体的信息和想法，所以我们还有待观察。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谢谢你的问题，我猜你是一个记者，当然可能我的猜测是错误的，首先我没有听到过周行长要退休的传闻，他不退休的话我非常高兴。关于亚行我想说两点，第一，我们欢迎中国组织成立亚投行，我们认为中国是有充分的来成立这样一家多边的金融机构，我真的非常希望IMF也可以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但是这不是IMF的使命所在，所以我觉得我们会很愿意和亚投行合作，我不想代表世界银行来表态，但是我听说世界银行非常愿意和亚投行合作，因为在全球合作很多地区，尤其亚洲地区需要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

所以，我觉得还是合作的空间更大，竞争应该比较少吧。

提问：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想问一下关于资本市场和资本帐户的开放，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刚才也介绍了跨境资本流动的一些外部性，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负面的外部性似乎是比较表现的突出一些，考虑到我们在2008年时候的经验，如果说金融监管的放松过快的话，其实危害还是蛮大的。那资本帐户的开放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传导到其他地方负有一定责任的。所以现在IMF对资本帐户的开放或者是资本帐户的管理，其实态度也发生了变化。IMF也认为在这个领域还是要有结构设计的很好的管理措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资本帐户开放或者资本市场开放方面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您对中国的市场或者说汇率可能会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甚至会受到一些非市场力量的影响，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说了，像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是美联储采取的政策，对世界很多国家的市场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在扩大量化宽松也好，还是退出量化宽松也好，在资本管理的体制下，如果开放了资本帐户和资本市场可能会有较大的风险，但是这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是由政府决定的。

周小川：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另外讨论了很多年了。我想可能是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是主要回答者，我也顺便说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方面来说适当的资本流动以及市场上决定价格和决定流动的机制，它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同时也有利于定价的准确性，这是它好的一方面但它不利的方面，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也可能造成一些混乱，也可能由于一些对于弱小的国家容易造成比较大的冲击。利弊实际上都有的。

第二个在危机期间，因为市场比较动乱，所以负面效果就会显得比较突出，在经济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可能正面的作用就会比较大。另外就是对大国，比如像中国，我们有4万亿的外汇储备，这种流动的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对于相对比较小的国家，外汇实力比较弱的国家，往往有放大作用，有些投资力量可能会冲击这种经济。

第三个从中国角度，还有一个角度，它会对国内经济体制有影响。我们总是希望对国内经济有一些干预，有一些保护，那么这里既包括国内的政策，也包括像汇率、资本流动方面的政策，因此，如果说我们国内更加强调结构调整、资源配置优化，那么我们政策选择也会是有所变化。

最后一点，尽管资本流动总体来讲比较自由，但是我们仍旧在IMF和其他机构的指引下，我们发展中国家重点鼓励中长期的资本流动，对于超短期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还是可以采取一些政策的，其中也包括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另外，应急的时候也还是可以采取应急措施的。最后资本流动里还要防止出现问题，所以还要加强反洗钱、反恐融资，防止过分运用机制监察等等这些方面的政策加以配合。

总之，需要在各项政策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谢谢！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谢谢您的提问，我认为在我们评估特别提款权篮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更加聪明一些。会考虑资本帐户还有资本市场的开放，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还应该吸取在危机当中的教育，防止资本资本帐户开放走得太快，刚才周行长也说了，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反洗钱或者是反恐怖主义的一些措施等等，我认为需要更好的监管机构和机制来发挥作用，而在危机期间，这个作用是发挥的不够的，另外我认为还要有一个好的解决机制，如果说金融市场能够由独立的机构来监管，不光是监管金融机构，而且监管影子银行，所以我们在做法上要进行改进，在考虑资本帐户开放时，可能不会再使用十年前的一些标准。

谢谢！

提问：谢谢，我是摩根大通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介绍，对我帮助很大，我有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都是和美国政策的影响有关的，我知道上一次美联储说要退出量化宽松对市场带来很大的干扰，那是因为那次的做法比较笨，但是我也担心目前状况，利率是零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也许现在是合适的，但是我们知道未来某个时点，利率必须要上升，但是根本的原则也是美联储一直在说的，就是他们会非常小心，他们不会很快的加息。我觉得在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当时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提高利率我觉得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就表明世界上最重要的央行认为美国的经济已经复苏足够的强劲，可以采取利率的正常化的政策了。其实他们这段时间一直已经显示出来他们非常耐心的，所以我想一旦作出加息的决定，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另外我想再说一下汇率。我觉得最好是欧洲的央行，早一点来采取他们的量化宽松政策。当时大家都在抱怨说他为什么不那么做，而现在大家又担心美国要开始加息，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欧洲央行又开始量化宽松。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或者说这个调整政策应该是件好事，如果那些借了外债的公司，他们的首席财务官必须要回答你当时为什么借外债，为什么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如果你借了大量外债的话，肯定你会处在非常脆弱的地位。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雅各布，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加息什么时候来，不管怎样，加息意味着好事儿，说明失业率可以忍受，可能经济增长也是加快，或者说一些风险已经消散了，我觉得我们会非常注意的看这个叶轮的措词，但是不管怎么说对经济是个好的信号，也是能够减少汇率在货币市场中的波动性，所以我们也认为这是非常积极正面的政策举措，同时也能够带来好的效果，能够让这个部分的经济比现在的速度更快的发展。

周小川：这个问题我想从经济学和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我们将在美联储最终升息以后，过一段时间应该有一个比较正式一点的回顾和评估。因为现在说这些事儿还有点为时过早，在那之后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央行所采用的前瞻性指引这个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效果是好的，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又可能反而带来了市场的波动。比如说像2013年夏天，因为提示了说是QE要退出，所以忽然之间有一些异常的资本流动，使有些新兴市场国家感到很紧张。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个回顾可能会对未来中央银行和市场的沟通，和哪些政策需要对未来作出承诺，所谓前瞻性指引，到底怎么做会更有效，我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我同意杰克所说的，一旦美联储决定开始升息，表明美国经济恢复正常，实际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个好消息，但是尽管说我们从全球资本流动的角度来看，或者从金融市场波动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影响，可能对不同的经济体的溢出效应也有所不同。

从欧洲货币政策放宽来提升经济的复苏，我觉得您这个判断我也是赞成的，从中国的经验角度，我说我们也还确实需要回顾，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早期以及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早期，中国作出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来进行应对，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那么亚洲金融危机的另外一个教训，就是当时发生在泰国和有些地方，外汇的债务过多，而且实际上是借外汇的债，但是是用本币来使用，这样造成的货币错配对未来带来了很多问题。这也正是我们强调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对于外债需要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也是在这方面吸取教训以后，我们将来能够更好的应对全球政策变化和金融市场的波动。

谢谢。

张来明：还有5分钟，提一个简短的问题。

提问：这是个问题，我不会讲长篇大论，我是《金融时报》的代表，我想问周行长一个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有一个大的信贷放量，也有很多信贷投放是在银行体系之外，能不能评价一下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考虑到我们当时有一个天量的放贷，那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否有能力在未来有再次类似的一次扩大？

周小川：事后的评价应该说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就是说你在假设，如果你没有走这样一条路，那么你会走到哪儿，这是个没有发生的事情。首先，我们说从宏观经济层面，中国能够比较早的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得以恢复，这个是政策的一个方面。另外，既然中国的经济较早地从冲击中恢复，所以整个金融系统出的问题，显然和其他许多国家相比比较少，我们看到其他许多国家金融机构出现的困难，倒闭、需要救助等等一系列问题。当然这个做法也有相当程度的副作用，从政策选择来讲，不可能说是面面俱到。其中有一条是您所暗示的东西，就是说它在正规金融系统之外的膨胀也是比较快的。

这个问题在中国还有其特殊性，就是和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以及地方政府有机会扩大城镇化需要用钱，同时又没有正规的债务融资的渠道，跟这种现象也是有关系的，也不是一个只和宏观政策有关系的内容。

我相信这个评估也不容易，因为除了08年底、09年出台了一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也需要进行评估，究竟哪些对的，哪些不太对，哪些副作用比较大。在这样一种背景情况下，至少从目前来看，首先从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机构能度过金融危机来讲，我们说正面的结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与此同时，也像我刚才讲演中所说的，中国经济整体杠杆率在这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那么是今后非常值得重视的。除此之外，可能整个社会上经济学界都有各种各样讨论，我不一一说了，总之这还是需要一个时间进行评估。

对中国来讲，这也跟历史上的经验有关系，历史上来讲，亚洲国家在1997年之后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波，任何人的知识结构和他所获得的经验，都是和以前的事儿和以前吸收的教训有关系，所以这次中国的做法也和我们在亚洲金融风波中遇到的情况和那时候学到的东西有关系。

【拉加德：如果条件符合 会考虑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指出，结构改革可以把中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她看到中国的三个变化：“整理门户”——强调法制和反腐败，“清洁空气”——注重污染治理，和“铺平道路”——更多参与全球投资、贸易和多边对话事务，这将繁荣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这对双生子。

在谈到特别提款权问题是，她表示，IMF会积极配合中国当局，如果符合条件，会考虑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

此外，拉加德还强调，IMF欢迎亚投行的成立，愿意与亚投行合作，合作空间更大，竞争应该比较少。

【张高丽：对环境违法“零容忍”】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谈及环境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表示要脱稿多讲两句。他表示，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会把生态环境和治理污染问题摆到突出的位置，建设美丽中国造福子孙后代。

张高丽在主旨演讲中表示，将重点对大气、水和土壤污染进行治理，对一切环境的违法行为做到“零容忍”。

【楼继伟：只有划拨国有资产，才能降低社保费率】

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周日表示，必须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保缺口，只有这样才有条件把社保费率降下来。

3月22日，楼继伟在201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社会保险的基本属性是保险，而不是公共财政属性，而现在往往被认为是公共财政属性。他强调，保险属性就要求社保必须坚持精算平衡。

“不能把缺口完全留给公共财政，实际上是留给其他纳税人，否则不仅不公平，也带来公共财政不可持续和国家治理的危机。”他说。

至于为何要划拨国有资产，楼继伟指出，1997年以前社会养老制度没有建立，企业职工没有缴纳社保不仅形成了社保缺口，也催生了巨额国有资产。

一方面，由于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得比较晚，1997年以前之前企业和职工并没有养老保险交费，而这些职工进入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后，是视同他已经缴过费来对待的，从而造成了后代人必须提高缴费率，来补充老人未交费造成的缺口。

另一方面，楼继伟称，在1997年前职工没有社会养老缴费，企业成本不真实，而且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在1997年以前，国家预算大量进入国有企业，造成了巨额的国有资产，因此现在划拨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保是合理的。

“这样就有条件降低社保费率，如果没有划拨补缺口，就没有条件降低费率。”楼继伟强调。

十八届三中全会还要求“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楼继伟表示，所谓精算就是必须参考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水平、投资收益率、人口增长率、老龄化速度等等，这项任务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来临，时不待我，必须抓紧。当然，社保还包括医疗，改革更为复杂。

以下为文字实录，来自新浪财经：

楼继伟：谢谢主席！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刚才张高丽副总理做了主旨发言，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国际形势，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和呈现的阶段性特征，阐述了中国政府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基本思路和政策措施，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未来发展有充分的自信和主动作为的决心。高丽副总理也谈到了财税改革，财税改革的内容很多，我重点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谈谈看法，因此我今天讲的题目是《财税改革与国家治理》。

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都表明经济不可能单边增长，不可能一直是高速度，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当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一体中增量第一、总量第二的这么一个位置。随着技术进步、快速的追赶，后发优势逐步消退，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传统增长动力减弱，中国经济增速减缓是符合预期的。由于与世界经济高度的融合，不可控、不确定的因素增多，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难以避免。因此，在新常态下顶住下行压力，保持合理增长固然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波动的情况下，社会如何能够平稳有序，无论是经济发展可持续，还是社会运行的平稳有序，都需要有效的国家治理。

中国历史上曾经数度出现十年恢复、三十年繁荣的景象，但无一例外都只是制度的单纯重复、缺乏净化。导致社会矛盾再生，繁荣昙花一现。当然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找到类似的一些例子，我们也看到美国提供了一些正面的例子，美国曾经经历了持续高增长的镀金时代，在高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腐败盛行，伪劣充斥、污染严重、财税分化等问题。随后通过进步时代，美国人称为“二次建国”，现在的国家治理体系走向成熟，为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制度基础，面对经济的新常态，中国新的领导集体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可以说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从比较广泛的角度，国家治理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有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只有市场没有政府，或者只有政府没有市场。前者这种理论抽象，实际上社会尚无具体的例子。后者只有政府没有市场的组合，历史上曾经有过，就是苏联，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类似这样一种形式。我不再分析这种形式的弊端了。实际上也是一种难以可持续的治理能力，因此，我们就要改革，改革它的常态就是要既有政府又有市场的组合，在这个组合中还有一个谁来发挥主导作用的问题。

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资源配置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这就是说特别是从国家角度来说，特别是怎么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有效的国家治理就是政府做好政府擅长的事情，认识到我们不能做什么，这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精髓，同时还要说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我们必须要做什么，这也是精髓的另外一部分。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通过压缩和规范公权力还私权以公民和企业，市场领域中实行法无禁止即可为，四中全会部署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就是基本的原则。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改革涉及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去年通过了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明确了财税改革的总体路径与年度的具体安排，下一步就是落实，市场更多的是横向的制度安排，内在要求这是市场的统一，必须打破区域的封锁，在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区域政策的一个要点是统一国内大市场，这既是区域政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是盛行行政性的竞争各地纷纷的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你的优惠多我比你优惠还多，形成了许多的政策洼地，不仅影响了宏观经济调控效果，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失，还可能违反我国对外的承诺，引发国际贸易冲突，需要清理和规范，同时我们要考虑到经济下行压力。再继续实施路径上，我们会区分不同的情况，分类加以处理，并把握好节奏和火候。在促进统一市场行政的同时，保障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对要素流动及市场统一不支持，比如基础养老保险，要通过改革清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财政的作为还在于提供更多的基础性公共产品校正对市场的扭曲，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等。这里面就有一个财政如何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分配功能责任以及分配支出责任，这在去年我已经讲过了。今天我主要想讲一下预算制度和社会保险。

全面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是保证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制度安排，它提供了一个人民向政府表达偏好，并建立监督和制约政府行为的最佳指导，并确保政府行为与决策真正对广大民众和纳税人负责。当前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我刚才讲到了美国的进步时代，美国进步时代在之前实际上政府只是向民众有一份报帐单，大概100年前的进步时代才建立了公开的预算制度。这对美国的国家治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当前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学习其他国家经验，既要公开又不要过渡的技术化，让人民看得懂。而且今年1月1号开始实行新的《预算法》，老的做法和新《预算法》之间还有过渡的安排，这些过渡的安排必须处理好，不处理好也会造成当前的一些系统性风险，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另外我今天还想跟大家多一点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因为既然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也就是说它涉及到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而且社会保险对财政的可持续会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考虑长远。首先有一点社会保险是保险的属性，现在往往大家认为社会保险是公共财政属性，这点是要强调的，必须坚持精算平衡。社会保险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政策设计要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流动代际可持续等情况，需要往后想5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要调动当代人的积极性，强化个人责任，要建立一个自身能够精算平衡的制度，不能把缺口完全留给公共财政，实际上是留给其他纳税人，否则不仅不公平，也带来公共财政不可持续和国家治理的危机。

另一种实际情况，也就是我们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是1997年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此之前企业和职工并没有养老保险交费，这些职工进入新的养老保险体系，是作为视同他交过费来对待的，从而造成了后代人必须提高缴费率，来补充老人未交费造成的缺口，这样做当然不能说完全的不公平，但能不能提出或找到更为公平的办法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划拨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以及适时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我是这样理解的。

在1997年以前，职工没有养老保险交费，实际上使得企业的成本不真实，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资本积累，因为那时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也扩大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同时，在1997年以前，国家预算大量的投资于国有企业，这样从两个渠道造成了巨量的国有资产，因此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补充社会保险基金，就是而且应该仅仅就是针对视同上交而造成的养老保险金的缺口。从而在此基础之上就有条件适时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如果没有这个划拨补缺口就没有条件降低费率，这是我对三中全会相关表述的理解。

三中全会还要求，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我刚才讲到了，要坚持社会保险的保险属性，没有保险属性就没有精算原则，所谓精算必须要参考社会的平均工资的增长水平，投资收益率，期望寿命，人口增长率，老龄化的速度，定期调整缴费率、给付率、最低的缴费年限和退休年龄，并健全多交多得的激励机制，多交多得的激励机制也是三中全会的原话，实现在全国统一基础上可持续的代际平衡，这项任务我们现在路子很长要走，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的来临，时不待我，必须抓紧。当然社会保险不仅仅指的养老保险，还有医疗，医疗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算，医疗保险也是保险，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精算。还同医疗药品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更为复杂，我就不讲了。

今天题目是“财税改革与国家治理”，涉及的面很广，我仅仅就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讲一点意见，各方面的任务很多，360项，三中全会。很多都与财政密切相关，改革任重道远，改革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和挑战，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确保在经济中高速增长，甚至暂时的衰退时仍旧能有良好的秩序，政府有责任、民族有担当，这是经济再平衡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现在新一轮的财税改革，94年是一个高潮，那时候相比有明显的区别，难度也更大了。当时通货膨胀严重，如果不改革就过不下去，属于高度危机推进的改革。现在是我们未雨绸缪，主动改革，全社会的危机感觉并不是那么强烈。

还有比如当时建立基础税收制度，主要是面对国有企业相对比较容易现在国有企业的经济总量占比不足30%，各种类型的企业并存，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方面诉求增多，协调起来更难了，资源约束、人口红利释放跟过去不一样，过去那种雪崩式的经济改革效应已经没有了，经济发展更多依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另外，既得利益固化，凝聚改革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的难度也更大了。这是我们和过去不同，但是必须坚定的有时限的一项一项的做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这样的要求，我们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有决心来推动的。

我们既要有近忧，因为我们面对的一些下行的压力。我们更要注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远虑，以主动有为的姿态发挥好基础和重要支撑作用，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制度基础。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提问：我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刚才楼部长从国家治理国家构建的角度阐述了我们的财政政策或者社会政策，这实际上在很多国家的做法也可以支撑这一观点，比如新加坡的公租房、英国全民医疗保障、美国的社会保障，我想问题是，楼部长，就您看来哪一项民生政策可能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片或者重点政策？

楼继伟：谢谢！我不知道什么叫名片，但是我是从财政的角度来说，我刚才讲到了社会保险是一个为紧迫的问题，因为我们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到来。而且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是教育方面。我知道下面坐了很多大学校长，教育方面怎么能够提高创造力，怎么能够提高真正有技能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这方面我们是有欠缺的，很大的欠缺。

第三是农业方面。农业方面也是一个不太可持续的做法，怎么样能使得我们有更为绿色环境友好的农业，更好地利用国际社会，然后又能够使得我们自己的农业科持续，这些方面大量的需要政策的调整和改革。

提问：刚才楼部长讲三个重要问题，非常高兴谈到了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我想问一下楼部长，从你财政部的角度，对现在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有哪些贡献或者哪些措施可以促进？

楼继伟：感谢你这个问题，也是很难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有主管部门，我们只能从财政部的角度做一些推进。那么三中全会作了规定了，教育这些机构首先要去行政化，我不知道北大、清华的你们都在这里，你们是不是还都是行政化的？去行政化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推动，但是我做不了主。

提问：我们也做不了主。

楼继伟：那我就不知道了。

第二，我们说给教育这些学校以更大的自主权，特别是你们叫做要准备创造国际一流的那些大学，国家给你们资源也太多了，国家希望把这些资源更多的转为奖学金、助学金，让一些品学兼优的贫苦的人能够上学，而你们自己更多的自主的，能够提高你们自己的融资能力。至于职业教育方面，确实要和市场的需要相结合，我们自己有一套考核，有一套标准，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推动别的部门，不这样做的话我就减少给你点钱，你这样做的话就多给。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三中全会取消了同一些重点支出和财政收支和GDP增长挂钩的机制，一般不采取挂钩的方式，原来你做得好不好我必须给钱，现在有一点点机制了，做得差从我的标准叫理论理论，我只能做到这份上。

因为时间到了，刚才问到中尾武彦行长的问题我得说一句，因为他点到我了，他说我们两个讲到的AID和ADB是互补关系，实际进到这屋之前我们两个有一个双边会谈，我们是互补关系，我们正在讨论下一步怎么合作，我们也谈到用什么样的标准，但是我多次表示过，我不认可最佳实践，谁是最佳？刚才中尾武彦行长也说到，亚行需要进一步改革如果最佳就不需要改革了。因此，我们会参考现在多边机构非常好的一些做法，一些比较官僚主义的做法，我们觉得特别烦琐的一些做法，我们并不认为是最佳的，这一点我们要更多的考虑到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要考虑他们的诉求。西方有时候提出一些规则我不认为是最佳的，这个恐怕有很多西方国家参与了，咱们大家一起讨论，不见得现存制度都是最佳，这一点我想我已经早就表达了。

另外我跟中尾武彦很熟，除了中国和ADB之间关系之外，我们俩经常讨论的是财政问题，他刚才讲到我们转移支付对地方是根据户籍户口，这一点要做一点点更正，我们现在对地方转移支付根据统计局统计的各地的常住户口，已经不是户籍户口，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多得很，只是这个小问题可能我没跟中尾武彦行长过去解释清楚。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

【连维良：经济保持在合理的区间才能有效的调结构】

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只有保持经济稳定在合理区间，才能有效地调结构。

但他同时提到，不能错失调结构这样良好的机遇。经济下行也为调结构创造了一种倒逼的机制，我们应当很好地利用好这个机遇，当然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风险也会加大，这都需要我们采取措施进行防范。

【易纲：正在研究人民币个人对外投资】

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上提到，“我们要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个人对外的投资也有人管它叫做QDII2，正在研究，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一种安排。”

此外，他指出，我国金融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思想、概念、制度没有进行创新。

“金融企业创新需要一个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有关部门需要加大保护产权力度，让创新的主体感到安全，同时对市场施行透明监管，为金融企业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他表示。

易纲还称，中国监管者应预防系统性风险和扩散。

以下为易纲发言实录：

1，提问：我问易纲行长，我是做第三方支付的，人民币能不能更加鼓励个人投资移民和境外买资产放得更开一些，比如说100万、200万人民币自由进出？

易纲：人民币个人对外投资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李克强总理这回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一句，所以我觉得我们正在研究这方面的可行性。我刚才讲了我们要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个人对外的投资也有人管它叫做QDII2，正在研究，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一种安排。

2，提问：我是意大利驻中国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问田国立先生，也是问易纲先生，欧洲也在搞量化宽松，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很多的中国银行又跑到欧洲去成为热钱的来源呢？欧洲的量化宽松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问题和挑战还是一个机会？

田国立：我只管赚钱的事，欧洲的量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今天早上才回来，现在我们的市场我觉得欧洲的量宽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对中国银行来讲怎么发现更多的实体客户，因为现在发欧元债是特别好的机会，所以中国银行现在正在大力地宣传，在贸易中我们尽量鼓励中资企业包括跟中国有贸易关系的企业，尽可能大家都用一些欧元，我觉得这时候是特别好的，而且我们也鼓励他们发中远期债这时候也是特别好的机会，我只负责说这些，政策性的事让易纲说吧。

易纲：我觉得ECB的QE对全球金融市场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就各个主要的中央银行，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还是应该以本地区的经济为根据，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溢出效应。所以这样就要求我们在交流上，在对市场预期的引导上，还有对节奏和操作的把握上提出了一些要求，我看这个问题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3，易纲：我想借这个机会讲一讲新常态下的金融创新和对风险的一些考虑。

我们看到出现的最多的频率的一个字就是创新，不管我们的政策上或者是宣传说都是要大家创新。在十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一个杂志上发表，后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我讲了创新的五个层次，因为我们现在说的创新大家很快就会把它集中到产品的创新上，为什么这些新产品都不是我们创造的？这篇文章中我就讲了产品的创新，讲了创新的五个层次，产品的创新是最浅的一个层次，然后在产品的创新之上有着组织的创新，有着思想的创新，概念的创新，有制度的创新，在最高的一个层次上是法律上的一些安排和创新。所以我们在反思为什么我们创新的能力不足，我们创新的能力不足在浅层在意义上反映产品的创新能力不足，实际上我们在概念上、组织创新上、制度创新上、法律上那些是我们创新不足的更深的根源。这是我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

刚才几位发言我非常同意，在金融创新上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平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平等的自由市场的要素就是说你必须要保护产权，你要让这些创新的主体感到安全和他们创新的结果属于他们有知识产权保护，政府是保护他们的，同时要让他们感到竞争是平等的，整个市场的政策和监管是透明的，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场所，那么大家自然而然地就会有创新的动力，他们觉得创新是安全的，他们觉得创新的结果是受到保护的，他们就能够更好地为客户来服务。

大家知道，中国正在试图创造这种环境，比如说我们正在和美国、英国在谈BIT（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在谈BIT的时候有一个共同达成一致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按照准入全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来谈BIT，这就是说中外资企业应当是平等的，我们应该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让有更多的可以自由准入。再比如，刚才有一位同事也讲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你有很多的业务得让我做，大家看到最近这些年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在稳步地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就是说创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在准入上、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上，在市场环境上、在监管上都公平，那么就是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就增强了，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这么说的我是不是这么做的？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确实是这么做的。2009年将近6年前我到外汇局工作，我一到外汇局第一件事我就提出了监管上的五个转变，大致的意思是要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备案转变，要从行为审批到向主体监管转变，要从有罪假设向无罪假设转变，要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转变。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资本项目可兑换，比如说大幅度减少审批，把它变成备案制更加尊重市场主体，方便市场主体这个方面发展。快6年以来，5个转变在外汇系统，在我们的外汇管制这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大家就看我们完全取消了进出口收付汇逐笔核销，在资本项目、外债方面大大地放宽，节约企业的时间，节约社会成本。我们不仅仅可以这么说，不仅仅可以有这些理念，在实践中我以外汇管理为例，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可以大大地提高在中国的，不管是中资外资企业的竞争力。

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讲一讲我对监管和对风险防范的理解。怎么监管呢？我觉得要最重要要考虑这么四点：第一，产权清晰、责任主体要明确，所以资本金就非常重要，所以我非常重视资本金的监管。第二，有了资本金了你要注意它的杠杆率也不能太高，如果这个杠杆率太高了，借了太多别人的钱他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杠杆率也是一个重要的监管因素。第三，我是一个长期在中央银行工作的从业人员，我非常地重视系统性风险，它可以迅速地扩散我要开始就要监管住。最后，作为一个监管的从业人员我高度重视信息方面的收集、系统的建立和对统计数据的监测，只有大量的信息和统计数据是比较完全的，我们作为监管者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把这个风险防范在它初始的阶段。

【朱光耀：万亿债务置换是为解决大规模刺激遗留问题】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周六表示，当前财政部推出的万亿债务置换计划是为解决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积累的问题。

据凤凰财经报道，他在论坛间隙提到上述观点，他认为，在计划推行进程中，要防止道德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同时他也反思了此前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方案，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搞大规模刺激计划。

此外，朱光耀在演讲中提到，2015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最为复杂，最为严峻，最具挑战性的一年，而且2015年是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危机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一年。

国内经济则表现为“三期叠加”，也就是经济增速的换档期、经济结构的镇痛期和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消化期，确实是集中显现，它的矛盾、它的问题集中显现。

朱光耀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定要突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应有之意。他提到，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盘活存量。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今年将适当的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

以下是他今日演讲的全文，来自一财网：

朱光耀：谢谢大家，谢谢韩主任，刚才吴敬琏教授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理论依据都进行了分析。我就简单的说我们怎么样认识、把握和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一句话，就是要使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这是我们的目标。

当然了，在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2015年，我想我们要实现新常态下保持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这个目标。我们既要有战略定力，同时又要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要直面矛盾。我想2015年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在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我们在国内国际这两个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就国内经济而言，“三期叠加”，也就是经济增速的换档期、经济结构的镇痛期和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消化期，确实是集中显现，它的矛盾、它的问题集中显现。

就国际领域而言，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说2015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最为复杂，最为严峻，最具挑战性的一年，而且2015年是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危机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一年。

所以在这种危机挑战之下，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矛盾，解决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那么就国内面临的“三期叠加”的矛盾而言，关键我们要坚持改革，坚持开放，要按照中央部署的四个全面的战略方针，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各个方面领域的改革要深入的推进，这是非常关键的。就财政金融领域的改革而言，我们在2015年一定要取得重大的，阶段性的进展，这就包括在财政政策方面，一定要突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应有之意。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四点，财政政策积极性的体现，一定要在工作部署中体现出来，就包括适当的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

第二，一定要坚持结构性的减税和系统性的清理收费，结合起来，全面的推进，特别是对小微企业的税收的减免和大范围的削减不必要的收费。

第三，要盘活财政的存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在今年一定要切实的来加以落实。

在前面三条工作，如果我们都能够积极的推进的话，那么第四条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落实方面就一定能够取得进展，同时推进财政体制的改革。包括税收制度方面的改革。

在货币政策方面要体现，在审慎的货币政策之下的松紧适度，要有针对性，特别是要把这种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的配合，应对好危机，时间关系国际方面的挑战更为严峻，但是我就先汇报到这里

【刘世锦：今明两年中国经济进入触底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今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上表示，今年和明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触底期。

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或者说经济转型，在前几年只是走过了上半场，遇到的主要是认识问题，如何调整由来已久的高增长的思维定势。去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的转型开始进入了下半场，短期内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

刘世锦说，在这样的背景，一个值得关注和争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转型再平衡。　对于如何促进转型再平衡的实现，他认为宏观政策应当是缓冲性的，中国需要实质性地去产能，打破刚性兑付以及放开行业准入、简政放权等。

关于房地产投资，他表示，“十三五”期间，住房投资实际增速预计会低于5%，2020年之后，住房投资实际增速有可能进一步 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平均增速大约6.2%。

以下为刘世锦的演讲实录，来自新浪财经：

刘世锦：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想以全面持续的提高要素生产率为题谈一点想法。

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并获得广泛共识。经济增长延续了回落的态势，7.4%的增长是最近一些年来的新低，但增长态势总体平稳、就业状况较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具有长期意义的转折性的变化，正在转变为更多的依靠消费、依靠服务业、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经济。

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和挑战必然多于其他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危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论从中国自身来说还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均属不容易。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或者说经济转型，在前几年只是走过了上半场，遇到的主要是认识问题，如何调整由来已久的高增长的思维定势。去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的转型开始进入了下半场，短期内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今年和明年我们认为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触底期。这样的话，我们感到一个值得关注和争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转型再平衡。

具体的说，就是在避免增速快落的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的增长平台。要实现转型再平衡，我们感觉需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可以解释85%左右的总投资的变动，其中制造业投资只有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以及出口的增长，所以投资的增速触底，通俗称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只靴子要落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这两个靴子已经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当然现在是一个分化的态势，我们认为有较大的可能性实现比较平稳的软着陆。

第二个条件就是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标志是低效企业关闭货币重组，产业集中度提高，严重过剩行业的价格主要是PPI指标开始回升，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

第三个条件就是新的增长动力可以填补投资减速和过剩行业调整留下的空间而有余。主要包括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创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网上购物的火爆程度是超过了我们在座各位的预想，但是我们感到这仅仅是一个序幕，重头戏很可能出现在互联网对生产过程的改造，互联网对实体经济的融合和改造严重过剩行业的洗牌，这有三重因素，叠加起来以后将会大大提高中国“互联网+”这个创新的成功机会。

促进转型再平衡的实现，宏观政策应当是缓冲性的，也就是说要通过政策工具扩大需求，防止短期内过快下滑，提供一个缓冲带，同时又要避免放得过松，延缓必不可少的调整。比如最近中国有一个问题讨论比较多，就是通缩的问题，中国现在出现的这种价格的低迷，我们感到与成熟经济体的通缩相比成因大不相同，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叫成通缩，那么这种通缩主要不是因为流动性不足，而是由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10多年重工业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严重产能过剩所引起的。

如果不经历一个实质性过剩产能的退出和调整，这些行业的价格不可能回升，相反如果流动性过多还会延缓低效企业的退出。更重要的是，应当以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把一批改革摆上优先位置，首先就是要重建改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增长还有一定空间，但是有较好现金流的项目已经不多了。最近中国政府决定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置换，这应该说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应该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在政府土地收入明显减少的情况下，不动产税的征收的制度安排也应该加快。

第二是要打破刚性兑付，以局部风险的释放守住全局性、系统性的底线，这是加快结构转型，特别是严重过剩行业退出和重组，较快实现转型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走向成熟必须要过的一关。

第三是基础产业领域要切实“放大”，放大是打引号的，就是要放开准入，引入行业外大的投资者，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仍有一定的投资潜力，但是必须转换效率，提高效率。

第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通过资源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这样一个原则对土地资源并不例外，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工业和城市扩展而占用土地的压力趋缓，而城市资源的动力明显增强，应当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以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为重点，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给地方和基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有更大一点的空间，真正把最广大农民的利益界定好、保护好、发展好。

第五要由强政府转变为小政府。在改变乱作为的同时也要纠正不作为，还要在新常态下会作为。随着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换，政府机构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就不太管用了，需要相应的转换。比如用过去搞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的办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效果将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可以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而发布战略性、前瞻性、预期信息，政府监管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外部性问题，并且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监管的合理性和效率。

第六是绿色发展可操作。绿色发展对发展方式从目标到体制机制都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其重要性已成共识。当务之急是使理念转为政策，使政策能够落地，比如测算生态资本使之成为社会总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绿色发展的收益可度量、可货币化、可市场化，且成为政府发展目标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使绿色发展获得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活动相同或者相似的激励效应。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工具，比如像绿色的产业基金、绿色的债券、绿色的银行等等，为绿色发展提供有效而且持续的资金支持。中国经济如果能够转型成功，进入新常态的稳定期，在新的增长平台上将渴望有十年获得更长一个时期的稳定发展。

【陆磊：人民币当前升值反映外汇供需】

昨日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表示，当前的人民币汇率适宜，因为它体现了外汇的供需和经济基本面。路透报道认为，陆磊的言论是在淡化外界对中国政府干预汇市的猜测。

本周市场认为美联储释放不急于加息的信号，美元对欧元汇率跌幅创逾两年新高。截至周五，本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涨近1%，单周涨幅创2007年以来新高，一扫今年年初人民币汇率连创新低的颓势。上述报道称，许多外汇交易员猜测，中国央行引导了这轮人民币反弹，这是为了让那些押注人民币进一步下跌的投机者却步。

报道称，陆磊昨日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期间重申，中国央行的目标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陆磊说：

“我们认为当前的水平是适合的。它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形势，反映了全球资本的盈余和不足，也反映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的货币供应。”

据财经网整理的陆磊昨日发言，陆磊表示，要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支持境内机构使用人民币对外贷款和投资。对跨境资本流的风险，他说，未来的政策要让管理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推动资本的双向开放，同时实行宏观和微观的审慎管理。

本周以前，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一直接近2%这一浮动区间的下限，分析师因此猜测中国央行可能扩大汇率浮动区间。本月初，中国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在两会期间表示，人民币目前是仅次于美元的强势货币，目前并未见有调整人民币浮动区间的迫切需求，也并未发现人民币贬值造成资本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