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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师曾:从新华社记者证变色,看传统媒体势微

作者:唐师曾 来源:转载 浏览: 2015-01-11 19:39:05
开元让我去领新换发的记者证,发现颜色陡然大变,由以往高调儿的“苏联红”变成幽暗的“蓝靛青”。
开元让我去领新换发的记者证,发现颜色陡然大变,由以往高调儿的“苏联红”变成幽暗的“蓝靛青”,跟苏俄换了三色旗似的,不由大为惊骇。忙问就我一个人蓝了,还是集体全都蓝了?答曰全都蓝了,蓝得跟苏联共青团团证似的,说着摆到一张1953年苏联老大哥的宣传画前,让我对比。

   

“大红”是记者证中的记者证,全国人民不超过2000枚,其中就有我在深圳被砸车,盗走装有两台Canon、笔记本、证件、钱包……的511军包的那一枚。公安部立为大案,可俺领导恳求我息事宁人。就在千难万险,刚补发我一枚新“大红”后不久,空前绝后的所有“大红”——全部废止。

   

一向法相庄严,连采购Nikon 、Canon 都要在顶部刻上毛体“新华社”的梵天大神,由云端堕落恒河沙尘,既是大机器工业化的绝唱,也是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塔斯社克隆物的休止符,还是铁路转弯、扳道岔的扬旗。更是穆老头以后,十多年跟不上潮流的必然结果。

     

我是听信路透一句话而进新华社的,路透说“最好的记者都是干通信社的。”通信就是第一,Reuters 是通信社、UPI是通信社、AP是通信社、AFP是通信社……塔斯社肯定不是,真理报似乎也不是。共同社是,安莎社是。

     

邓小平要穆老头儿要办世界通信社那年,我考进新华社。那次考试,只录取我一人。理由是北大毕业、懂英文,脑子快、腿长,那年我身高1米84,体重66.5公斤。瘦得跟芦苇似的,我就是那根戴眼镜、且直立行走的芦苇。

     

新华社摄影部主任亲自写了一篇《大街上捡来一个宝》,在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经济参考报整版刊发,人民日报转载。活着的新华社记者的英雄事迹上人民日报——空前绝后。

     

穆老头儿穆青原名穆亚才,河南周口人,编写过王进喜、焦裕禄的英雄事迹,一脸焦裕禄式的木刻皱纹,是剖腹自刎的续范亭将军的女婿。续范亭是当代中国唯一继承了春秋战国“游就”传统的军人,用军刀切了自己肚子。这一优良传统被皇军继承,续范亭的女婿穆老头儿,则总披一件破军大衣,看似随地可以宿营,有皇军依托“独立家屋”就地野战的架势。穆老头儿写过很多书,由于内容丰富,无需借助印画册才用的105克铜版纸倚门卖笑强装丰腴。

     

那时新华社记者证含金量很高,封面是赭色小羊皮、轧棉线的,内容夹有一大摞红头仿宋体中央文件,如中国民航XXX号、铁道部XXX号……无一例外命令各单位确保新华社记者畅通无阻。天下没有我进不去的地方,“向前向前向前,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没有能阻碍我前进的势力。89年雁北地震,国内部主任张万舒报告穆青说他的记者住到地震局长办公室,我老板一如既往傲然道,如果没翻车,老鸭在震中。那年夏秋,我斜睨过六部口的枪口:“我是新华社记者,我不拍——谁拍? ”此后愈肆无忌惮。

   

一年后中顾委在距六部口一墙之隔的中南海开会,穆青给掌控新中国的全体老人做报告,说伊拉克没中国人了,只有一个我派去的唐老鸭,是小犬穆晓枫北大国政系同学,你们看到的消息全靠这十二亿分之一,得到老人们一致喝彩。“老鸭”臭名瞬间深入人心,从此飞檐走壁、高来低去,更有恃无恐。

     

以上描述,由时任中办秘书局会议处处长陈佐夫转述,陈是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时的同事,西南政法学院出身。陈佐夫用法律眼光追问我与穆青渊源,姻亲还是血亲?我说素昧平生,但我们都是好记者,都是共产党,都知道世界将走向何处,人民需要知道什么。穆老头儿每想知道什么,我都能提前一步出现在事发现场,因为我是未名湖斯诺、萧乾的嫡传独苗。至今与日内瓦的的斯诺遗孀、木樨地的萧乾遗孀保持血肉联系。用布莱德利描述他和巴顿的关系,就是“我是西点训练出来打仗的,巴顿是不训练就来打仗的。”穆青是前者,我是后者。

   

当年每天都能碰到穆老头,穆老头儿总披着个军大衣,四下瞎转悠,突然从暗处冒出来,嘴上叼烟,像条觅食的抹香鲸,笑得满脸都是褶子,说,好,干得好!偶尔还递烟,但我不抽烟,大汗淋漓更需要冰镇啤酒。

   

1988年,穆老头让技术局长“钱大个儿”给我配备了独一无二的移动电话,有急事可以使用他的加长大奔驰,他的司机交通处长蒋新生,副社长郭超人的司机许明,都没少载着我奔袭风云际会之地。每临枪林弹雨,无需展示新华社记者证,只需摸出怀里的移动电话,朝军警一晃,没人阻拦。

   

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春岚是个白发老头儿,每天中午在二食堂请我喝一瓶冰啤,有时还有酱牛肉,交换条件是边吃边告诉他当天拍了什么。我讲故事的才能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这种羊皮记者证的待遇一直延续到1989年冬。

     

老江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后,羊皮记者证变成了类似结婚证的复合材料,内文所有中央文件都不见了。唯一与众不同是“大红”封面,借以区别其他棕不棕蓝不蓝的封皮。新华社记者证也分为两种,“大红”总共不足两千张,拥有者主要是国内部、摄影部一线采访记者和全社一定级别的领导。其他记者则使用和兄弟单位如人民日报、CCTV一样的棕蓝普通记者证,泾渭分明、严格区分。

   

这时候的新华社领导常能碰到,不像现在动辄派出个顶门杠似的秘书,把我季羡林等轰动海内外的稿子搁置半个月,再缩头乌龟一般退给我,不置一词。

   

那时候即便没打过仗如北大学长郭超人,也能在敏感时间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见面恭称肉烂嘴不烂的我为——“老鸭”,并脱棒球帽致敬。 之后的田聪明社长办公室也一推就进,偶尔兴起,我还带社外兄弟单位狐朋狗友闯进去聊天。

     

最牛逼的一次,是解放军报记者江林,翘着二郎腿调侃新华社社长也不以为忤逆,她说:“老田,再过二十年你在万寿路甲15号坐着轮椅晒太阳,站岗的解放军问您您是谁呀,您答我是新华社社长呀!解放军问,新华社社长是干什么的呀?您搜肠刮肚考虑再三后,最后憋出一句话,我当过唐老鸭的领导。”

   

行文至此,黑龙江分社小彦给我微信,说“朋友圈里的新华人都在疯狂转发此文,我们是不是要异口同声说一声:别了,‘大红’!”老鸭嘿然道:岂止?


1989年圆明园,中共十三大代表、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佑珠。

1990年,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佑珠、老鸭、新华社社长穆青、中宣部副部长曾建辉。

                        新华社的“大红”与人民日报。

                                   最后一枚“大红”。

                       1953年,抗美援朝时的苏联画报。

【唐师曾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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