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波

城商行改制之后，不管是得益于股权多元化带来的更加符合市场的管理，还是得益于所在地政府的的照顾，城商行群体的崛起让一些企业看到了机会，如果早先进入城商行的企业都是被逼的话，那么后来进去的则是“朝着利润的方向大步向前”。

不过后来参股的企业，就不像先进去的企业那么走运了！郑州银行2012年底增资的时候，因为参与的企业过多，郑州银行的股价一度从两块被炒到了接近三块，郑州银行也通过这次增资，一举解决了43.13亿元的的置换资产。

借力城商行快速发展的势头，并通过溢价增资实现置换资产问题的解决，几乎是许多城商行实现达标通行的模式。这种模式能否复制到农信社的改制呢，虽然没有什么人对此做过论证，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的政府希望通过类似的方式，解决农信社改制的问题。

在2012年4月份河南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2012年河南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专项工作方案》中提到，“市县级政府要通过现金注资、优质资产置换、引进优质股东等方式，推动农村信用社达标升级。”引进优质股东，正是目前城商行通行的方式。

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一些地方的农信社却走了弯路。比如在最近的报道中，就有某地的农信社违规使用资金囤地千亩的事例，当地农信社希望通过土地价值的提升来冲抵不良资产，帮助农信社“囤地”，正是当地政府“优良资产置换”的手段。

在当地政府对当地农信社进行“优良资产置换”行为背后，则是政府相继放弃了现金注资和引进优秀股东等城商行“路径”的现实。而在这个现实背后，则是政府本身对于农信社改革前景的徘徊和市场资本对于农信社改革最终结果的不看好。

“人事权依然保留在省级农信社手中。”一位熟悉河南农信社改革的专家告诉笔者。这样的农信社改革显然是不彻底的，而不彻底的改革，也不会带来市场资本的有效回应。但事实上，并不仅仅是农信社改革，与农业经营相关性较高的村镇银行的设立速度，也在经历了城商行介入和大型国有银行快速、批量设立之后逐步放缓。

城信社改制为城商行的“有效路径”并没有很好的复制进农信社的改制，表现在市场上，就是农信社的改制明显不像城信社改革那样对企业有吸引力，在城信社改革成功之后，依然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不是意味着银行业的牌照正在失去吸引力？

但我们依然看到一些国家正在放开的民营银行，获得了市场很强烈的回应，这肯定不是银行业牌照失去了对于资本的吸引力，只能说失去吸引力的仅仅指的是农村金融牌照，而其面对的农村金融市场，正是一个国家政策“长期支持”却总被传统银行、资本遗落的世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虽然中国设立了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专注农村业务需求，但是农业银行并没有收好自己的田地，而是将其抛荒的同时与其他的商业银行一道开发城市资本业务，而农信社则因为政策性经营而留下了累累的不良资产。

农村金融的长期缺位，不仅使得国内农业经营长期缺“钱”，也使得国内的农业经营与市场之间严重脱轨。前者造成中国农业几十年原地踏步，而后者则使得农业经营变得十分危险，不仅要面临种植业的低利润，而且在种植业的周期面前无可奈何。这一切似的农村的民间金融形式五花八门，几乎完全处于失序状态，农民也不得不背离农地。

事实上，除了非粮的高效农业之外（照顾到国家粮食安全，高效农业不能成为主流）大部分的农业经营都是亏本的。比如种粮食，一亩地按照夏秋收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之外，按照目前市场价换成人民币之后，再除去中间经营需要的化肥、农药、电力和油料成本之后，剩下的钱很少，而这还不算人工和时间带来的机会成本。

这也使得低价值密度、低价值流动和低人工劳动密度的“三低”，正在和已经成为农业经营的主要特征，在这样的条件下，农业经营的偿付能力不可能会比较高，而资本的特性则是寻利，这也就意味着农村金融的吸引力，远远不能与高价值密度、高效价值流动和高密度劳动的城市经济同日而语。

因此，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的话，需要调整的并不是仅仅是银行业，也包括农业经营本身。银行机构需要提供更加灵活和多样的资金服务，而农业经营本身，则需要来自财政方面的大力外源注入支持。否则，农村的金融就会像“无米”的“巧妇”，难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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