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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光回去10年，何华章该如何选择？

2014年3月24日，中央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四川遂宁市长何华章因严重违法违纪，正在接收调查。

这是2年来，无数次传出他被正式调查的传闻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官方的确认。此前几天，有关何华章落马的消息就已经在网上传开，博瑞传播股票再次迅速跌停。

在 2012年4月就任四川遂宁市长之前，何华章的身份是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市委秘书长。再之前，他还分别担任过成都市副市长、成都日报集团总编 辑。但真正让他成为名人并至今让人津津乐道的经历，是进入仕途前，他作为中国西南市场报《成都商报》总编辑，并让这份草根出身的小报，迅速成为富甲一方的 市场媒体，在成都、乃至全国传媒及投资领域呼风唤雨。

初入江湖

1995年元月，位于四川成都市红星路二段的《四川日报》社发生了一件大事，经过周密的谋划，一份名为《华西都市报》的报纸横空出世。

那时候，成都市的媒体，还是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晚报》的天下。相对于老气横秋的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在1992年启动了有限的改革，在内容的贴近性方面进行 了一些有限的尝试，即便是这样的尝试，就带来了定量的大幅度增加，这让一街之隔的四川传媒老大四川日报倍感压力。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日报内部改革的 呼声一直不断。

成都市民们发现，《华西都市报》这份出生于四川日报体制内的新报纸，创刊号头条的位置，用竖排刊发了一篇名为《做市民的忠实公仆》创刊宣言。

在那个时代，尽管是市场媒体，无论是掌舵人还是记者，依然把自己定位在公仆的位置。若干年后，成都媒体人调侃自己那时的心态，基本上觉得自己还是体制内、见官大一级的“无冕之王”。仅仅10多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用新闻民工形容自己的处境。

这 份报纸的惊艳亮相，立即引起了市民的追捧。资深媒体人出身的席文举，用一系列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监督报道，让华西都市报多次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若干年 后，媒体人在反思这样的监督报道时，会发现无论是报道措辞还是采访，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但在媒体约等于官方声音的时代，这些硬伤，不足以影响这份体制内媒 体的生存危机。

席文举用了一句日后被广为流传的口号，“让党和人民都喜欢”。日后，他将成为都市报鼻祖，被载入都市报的发展史。

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成都市场晚报一家独大的局面就被迅速扭转，对于市场报《华西都市报》的冲击，《成都晚报》毫无招架之力，迅速沉沦。

但对“都市报鼻祖”的说法，在成都依然后争议。早在两年前，一个叫何华章的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就借用一份名为《旅游文化报》的内部刊物，以每年向旅游公司缴纳50万管理费的承包方式，办了一份名为《成都商旅报》的市场化的报纸。

但这份名从出生就不正言不顺的报纸命运多舛，2年后，就在华西都市报以大家闺秀的身段惊艳亮相的时候，何华章的《成都旅游商报》谋求身份的行动无疾而终。

但这次挫折并没能组织何华章的办报决心，1995年2月，何华章借成都市科委的科技生活报的刊号，办起了《科技商报》，一年后，正式更名为《成都商报》，这是何华章第一次借壳。

成都资深媒体人说，与华西都市报这样一出生就有身份的报纸比起来，成都商报更像是在夹缝里苦苦挣扎的小草。对身份认同的焦渴感，几乎贯穿了成都商报20年的发展史，无论是捉襟见肘的初创期还是富甲一方，傲视群雄之后。

与人才济济的华西都市报不同，初创时期的《成都商报》对什么是新闻，如何办报几乎一无所知。10多年后，第二任总编辑陈舒平在一次饭桌上说起，那时候，根本 不知道报纸怎么办，听说人家有社会新闻部，才知道原来需要一个社会部。看人家做了文化新闻部，才知道需要一个文化新闻部。但那时候的何华章有一个最好的老 师，就是《华西都市报》总编席文举。《华西都市报》刊发大量的信息，设立天天文摘，成立文化新闻部追星，头天华西都市报怎么做，何华章第二天就让这种形式 出现在自己的报纸上。后开成立经济新闻部，商报立即依样画葫芦，成立财经新闻部。

华西都市报最引以为自豪的敲门发行，从一开始就被成都商报 全盘偷师学艺，后来当华西都市报多年来还在沿用敲门发行时，青出于蓝的何华章已经将发行等非新闻产品核心内容转给了专门的发行投递公司，腾出手全力以赴在 吸引市民的内容上做文章，并迅速以善于炒作，将眼球吸引到极致而后来居上。

尽管包括何华章自己在内，也不知新闻究竟该怎么做，但何华章在初创阶段对内容的要求，始终贯彻了传播至上，日后被解读为“娱乐至上”的标准，并执行到极致。

成都市资深媒体人介绍，比如，有次成都商报刊出一篇报道，成都市某某发现一头神秘的动物，记者采访了一圈，市民们说什么的都有，这头神秘的东西会是什么稀有物种吗？

第二天，记者继续追踪，采访热心市民，采访专家，采访野保人士，环保人士，各种炒作。

第三天，继续炒作，各种议论，各种猜测，谜底就是不开，等全成都市民都在谈论这只神秘的动物，期待一个惊天的秘密被记者们追踪出来。吊足了胃口之后，谜底揭开，原来是一只猫。

成都资深媒体人说，在很多外地人看来，这样的炒作模式，几乎就是对读者智商的侮辱，但很多成都市民并不这样认为。与体制内出身的《华西都市报》不同，何华章 和他的《成都商报》根本不具备做深度监督报道所需要的抗风险能力，他和他们的团队只能最大限度地迎合了这个城市特有的、极其琐碎甚至是低俗的市民文化。成 都有句俗话，两只蚂蚁打架，成都人都能看半天。市民们会津津乐道，并对这些明显不具有传播价值的信息讨论半天。

后来，炒作张献忠千船沉银，采访若干学者，历史传说，说张献忠的千船银子沉默在了府南河的什么位置等等。这样的报道引发了成都市民天上掉馅饼的集体幻想。

即使到了2000年，成都商报的头版上，依然可以出现《酒店公演床上戏》之类的报道——说是市民举报，有人在酒店开房。然后记者迅速赶到，拍下照片，关键部位打上马赛克，就大篇幅地刊发在了《成都商报》的头版。

何华章用这样的办法，成功地吸引了市民的追捧。随之而来的是订阅量的急剧增加。

在初创阶段，何华章的经营之道充满了压力，甚至几度面临无米下炊的困境。与华西都市报自己掌控一切的做法不同，为了能将版面资源变现，他把生活服务类的广 告，承包给了一些私人公司，年收取30万元，这些收入，可以保证《成都商报》用最低的成本运转。他的转机，在1996年到来。经过最初的一年死扛，并在内 容上全面紧跟华西都市报，并不断创新之后，在何华章看来，创新乏力的《华西都市报》已经不具备抄袭价值。

最重要的是，与《华西都市报》温情 脉脉的体制内文化相比，何华章建立了一整套不无残酷的工业化生产和管理流程。所有的记者编辑，都是这个流程上可有可无的螺丝刀，记者领取计件薪酬，有任何 报道风险，记者都将成为第一责任人遭到无情淘汰。哪怕是报道风险本身就是整体编辑思路甚至是流程导致的后果。这种模式一直沿用到现在。到1997年，成都 商报的发行量，激增为50多万份，在成都市场傲视群雄，彻底结束了《华西都市报》一家独大的局面。

商人的逻辑

“到1996年，成都商报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头现金奶牛”，据当时在成都商报的老记者说，“那时候，广告商开始在楼下排队。不是说你给钱就能上。”

到1997年，每日仅8个版的《成都商报》实现广告收入达1.2亿元。”但和初创时一样，何华章和他的《成都商报》在政治待遇上，依然没有任何转机，并因为现金流的增加，成为各方重点注意的对象。

在 报纸收益日渐增加时，1997年，何华章将广告、发行等多种经营业务剥离出去，成立了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新闻和经营分离的行为， 一些《成都商报》的高层，在其中占有巨额的股份。但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何华章利用商报作为体制外身份，进行的利益分配。这种明目张胆的瓜分利益的行为，是 席文举根本不敢做的事情。华西都市报所有的收益，都必须归四川日报。即使在日进数万金的时候，华西都市报依然没有自己独立的财务。他们所有的开支和收益， 都归《四川日报》财务科管理审核。四川日报的体制内身份，给予了席文举和他创立的华西都市报相当的呵护，但也彻底捆住了他的手脚，在利益的分配上，不得越 雷池一步。

从1999年开始，《成都商报》广告量急剧增加，面对大量广告吃不完，不得不流失到对手华西都市报一方的状况，何华章需要扩充版 面。但他们的扩版要求遭遇到行政瓶颈，当时的四川省委宣传部根据版面必须报批的规定，对何的扩版要求进行了彻底的限制。对广告份额相对较低的《华西都市 报》来说，他们也并不希望成都商报扩版成功，因为那样一来，华西都市报为了不在竞争上落败，就必须跟着扩版，但华西都市报的广告量不足以支撑更多的版面。

据知情人介绍，成都商报为了实现扩版成功，进行了艰难的公关。但这些公馆似乎收效甚微。比如，省上某单位修宿舍楼资金不足，《成都商报》愿意提供200万的资助，希望能在扩版上有些松动，他们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

体 制上的管制，不足以捆住何华章的在商业模式上的探索。1999年7月，拥有巨大现金流的何华章以每股2.68元的价格，出手收购了四川国资委持有的上市公 司四川电器的2000万股票，成功控股上市公司四川电器。并逐渐剥离了四川电器业绩不良的电器资产，注入传媒资产。这成为国内第一家成功借壳上市的传媒 股。借壳上市后，成都商报成功拥有了四川电器股民这批核心的读者群，也开始了《成都商报》全方位的扩展之路。2000年，成都商报的广告收入达3亿元，成 都商报依托博瑞向印务、广告、地产等领域全面进军，何华章也迅速成为四川首屈一指的传媒、广告大鳄。

尽管媒体内容乏善可陈，但这并不影响何 华章的扩展。在国内大多数都市化媒体嗷嗷待哺的状态下，何华章的商业成功模式就得到了充分的凸显。也就是在这阶段，成都商报开始了异地办报的尝试。试图将 《成都商报》模式扩展到全国。何华章先后派出团队在云南、青岛、兰州等地，与当地经营状况不良的媒体合作筹办新报，但他的《成都商报》模式一走出成都就遭 遇水土不服，异地办报无一例外铩羽而归。

但相对于成都商报日进数万金的经济实力，这些损失远不至于对何华章和他的传媒帝国造成影响。

有 了巨额资金的支持，成都商报也因此聚集起了一批相当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但无一例外，这些充满激情的理想化媒体人，在和何华章的世俗化的媒体价值体系发生冲 突后，无一例外选择离开，并对何本人和他的经营模式不抱好感。但对日渐自信的何华章来说，任何人的离开，都已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何华章和他的传媒帝国，也 开始被打上深深的何氏烙印。

这时候的何华章虽然坐拥西南最赚钱的报纸和庞大的博瑞传播，但这并非是何的终极目的。数年后，一艘被打上何氏标签的传媒航母将横空出世。

有 了钱之后的何华章，在新闻操作上依然贯彻新闻需要策划和炒作吸引眼球的基本要求。新千年来临时，全国媒体都在策划新闻选题。《南方周末》的江艺平把所有的 记者派回老家，去记录和见证新千年时真实的中国，而这样沉重的选题，何华章显然没什么兴趣。他斥巨资派出十多路人马，去世界各地迎接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 这种做法，让大多数还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都市媒体羡慕和绝望交织。

捆绑权力（编者注：）

2001年，《成都商报》爆发了建报 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2001年1月2日，《成都商报》头版刊发了记者陈青松撰写的报道《县委副书记车祸肇事逃逸》，报道称，时任蓬安县委副书记的赵从容 驾车导致三人死亡。事后看来，记者在采访中，采信了当时情绪激动的村民的一些说法，导致部分内容失实。这份报道引起时任四川省领导的震怒，要求处理成都商报。这件事一度让缺乏体制保护的《成都商报》处于被关闭的关头。

危机之下，何华章亲自带领7名报社高层飞赴北京紧急公关。在外界不知内情的系列公关之下，成都商报转危为安，以开除记者陈青松，报社高层做检讨收场。

但也正是这件事，让何华章和他的成都商报，进入了当时四川省委书记的视线。在经过“深刻”检讨后，成都商报不但得以保留，何华章本人因在此危机中的表现还引 起了省上领导的重视，并迅速让他全面接手成都市级媒体，改造已经走入绝境的市委机关报《成都晚报》，打造具有传播价值的媒体集团。

2001年6月，原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晚报》更名为《成都日报》，新成立市场化的《成都晚报》，与《成都商报》一起，组建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何华章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成都日报总编辑。

2001年8月，何华章成为新组建的成都日报集团一把手，掌管编务、经营，人事大权于一身，正式进入官方系列，位居正局级官员。至此，何华章完成了从媒体人、商人到传媒官员的华丽转身。

《成都商报》的中干们，迅速被何派往成都晚报，成都日报等重要岗位，商报系在成都媒体界一枝独大。

此后，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何华章就从成都日报集团一把手的位置，迅速被提拔为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又在半年后，兼任成都市副市长。当时成都媒体界形容何华章是一夜之间大逆转，升迁如坐火箭一样。

从 何华章进入仕途，《成都商报》迅速转身，无论是从版面形式还是内容，都迅速向党报靠拢。《成都商报》前4版（后增加为8个版）无条件报道省市主要领导的工 作。加上《成都商报》相对于党报无法相比的巨大发行量，得到了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的青睐，区县政府的宣传，也以能上成都商报为主要目标，并不惜以广告费的代 价，支付巨额的新闻宣传费用。

从2003年到2007年底，何华章任成都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但他对成都商报的实际影响依然无可替代。即使当时成都市委有分管宣传的常委宣传部长，但成都商报的人事任免，依然是何华章实际控制。成都商报内部的会议上，也基本以何华章的意见为指导意见。

成都本地资深媒体人说，何华章从媒体转身进入仕途后，《成都商报》也因此一夜之间从保受权力限制的小脚媳妇变成了婆婆。2004年，《成都商报》根据扩版不 需要审批的规定，绕开当时的省委宣传部直接扩版，这在何华章进入政界以前，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事情。成都商报的扩版，让疲态尽现的《华西都市报》处境更加尴 尬。为了不被拉大差距，他们不得不在广告不足的情况下跟着扩版。

《成都商报》老记者说，2001年，何华章进入政界，是整个报社的分水岭。 《成都商报》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在成都市所向披靡。但这时候，随着利益的日渐凸显，报社内部的文化也迅速变成了官场文化，一切以领导的意志为准。内部开和 小会，一些记者编辑动则自己说和某某领导在一起……很多根本没有当过记者编辑的人，迅速成了领导，并对新闻业务进行绝对掌控。

很多成都商报 的老记者介绍该报的新闻操作模式，拿到一条新闻线索，主任提出一个意见，要求记者必须按照这个方向去采访。下午开编前会，领导又提出一个看法，又要求必须 按照这个方向采访。他们的看法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新闻事实究竟是什么，主任和编委会们没人关心。记者们在这种指挥下焦头烂额，疲于奔命。更大的麻烦是，很 多领导确实没有真正当过记者，但他们的意见绝对不允许违反。

这种至上而下的要求绝对服从，是何氏标准之一。《成都商报》一名中干介绍，他遇 到过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案例，某外派领导得到一条线索，说一个学生踢球导致腿骨折，该负责人说，能不能采访一下国际足联，能不能取消足球这种危险的运动。参 加编前会的主任们说这不可能，该负责人立即勃然大怒……尽管一线新闻指挥体系一再表现出很多常识性的无知，但并不妨碍他们因绝对听话而在商报系内平步青 云。

从进入仕途开始，何华章将《成都日报》集团媒体与权力的高度捆绑，就日趋凸显。（编者注：与其说是媒体绑架权力，还不如准确地说是权力绑架了一份原本市场化的媒体）。2004年，《成都商报》成立岷江评论部，为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工作提供理论高度的鼓与呼。

一位商报前资深记者说：“如果你的一篇稿子得到了总编的表扬，编委、主任、记者编辑都对你笑脸相迎。如果得到了批评，所有人都横眉冷对。如果得到了何华章本 人的表扬，你就可能直接被从记者提拔为主任助理或副主任、主任，如果被何华章批评，直接的后果就是走人。这种表演和批评的依据，就是时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 城的好恶。一些受到李春城表扬的评论，甚至得到了数万元的奖励。整个报社的企业文化，变成了唯权是图。”

何华章利用原班底倾力宣传李春城的 成都模式，为他的传媒帝国梦带来了直接的好处。2006年11月，在李春城和何华章的推动下，成立了以《成都商报》班底为核心的国内第一家集报纸、电视 台、、网络、广播电台为一体的“成都传媒集团”。成都日报一把手出任传媒集团老总，成都商报出身的夏旗舰任常务副总，全面掌握集团的内容与经营。成都商报 副总，先后担任成都市电视台属下的33频道一把手。

2013年末，集团资产总额已达14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8.29亿元，实现利润 7068万元，为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原成都电视台老班底，大部被清除出电视台。这被成都电视人形容成外行领导内行，这导致了很多一夜 之间失去工作的电视人长达数年的持续举报，但在李春城执掌成都时期，这些举报都石沉大海。

成都传媒集团外行全面接管电视的行为，在2008 年5.12地震新闻大战中显露无遗，在那场新闻大战中，四川电视台出尽风头，而成都电视台、甚至包括整个成都传媒集团几乎全军覆灭，无所作为，但神奇的 是，依靠传媒集团的惯性运作，内容的匮乏，依然不能影响传媒集团在广告收入上的继续递增。

2007年，何华章就任成都市委常委、成都市委宣 传部长，对成都传媒的掌控就更为直接，利用媒体包装主要官员政绩发挥到极致。在何华章的命令下，《成都商报》以报社总编牵头、报社分管副总和要闻部负责人 直接执行，抽调善于揣摩时任市委书记的李春城意图的编辑记者、组成的中心工作报道组，成都商报前8版，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负面新闻。后来为了更好领会李春 城的意思，抽调全成都市辖区内的媒体记者，组成市委宣传部新闻策划报道组，由成都商报编委担任报道组组长。以深度报道，评论，等内容，向全国，甚至境外媒 体提供报道内容，为李春城的政绩进行无条件的造势和宣传。

市委宣传部和成都传媒系出巨资邀请国内外重要的媒体和策划人到成都，对李春城的政 绩进行包装。举行大量的论坛，打造李春城的成都形象。其中，一些具有公信力的媒体，是何华章重点邀请的对象。深谙传播之道的何华章清楚，党八股式的宣传， 很少有人关注。他要求成都传媒体系，在宣传中要做到“润物细无声”。

5.12地震后，何华章推动了著名的策划，“灾后重建之成都经验”，所 有涉及灾后重建的内容，不允许有任何一丝负面信息出现，还投入巨资与《电影功夫熊猫2》捆绑，进入伦敦奥运会宣传，全面营销李春城治下的城市形象。在何华 章担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每年为李春城的政绩营销费用，在20亿以上。

因为这些做法，何华章深得李春城的信任。2009年，“成都 6.5公交车燃烧案件”造成27人死亡、74人受伤，舆论一片哗然。何华章知道如此恶性案件不可能进行全面封锁，就对记者进行了管制，实行公共安全事件采 访许可证制度，没有领导采访证的记者，根本无法进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成都商报》领导接到何华章的指令，派出记者对该公交车司机的行为进行调查，查清 该司机在起火时是否有弃车行为。原因是有报道称起火时，该司机弃车逃跑，李春城拿不定主意是否对该司机采取强制措施。这道指令让受命调查的记者大为震惊。 他向报社提出质疑，在公安已经全面介入调查之后，记者是否有权替代法律对司机的命运进行裁决？

据这位《成都商报》唯一获得进场采访资格的记者介绍，但根据商报的惯例，他无法对这样的任务进行抗拒，哪怕明知道这是一条违法的指令。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消极抵抗，称没有发现司机有逃跑的证据。

据 成都商报内部资深记者介绍，从最初的在权力的夹缝中艰难求生，到全面捆绑权力后，的滥用权力，何华章表现出两个让人惊异的极端。而对那些可能威胁到他和李 春城仕途的行为，何华章都采取坚决的手段处置。在2004年到2005年前后，成都商报为了摆脱单纯吸引眼球的八卦小报的印象，从国内引进了一批资深记 者。几年之后，这些记者无一例外地被何华章指令清除出成都商报。有些记者仅仅因为说了几句话，或发了一条微博，甚至是与官员或警察因小事争执。

2010年10月，成都商报记者殷玉生报道了《我爸是李刚》，面对巨大舆论可能带来的间接影响，何华章大为不满，殷玉生因此被要求辞职。

2011 年，一个记者报道了金堂一位抗战老兵无钱治病的消息，何华章大为震怒，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报道给李春城的城乡医疗合作模式抹黑，命令成都传媒集团将该记者除 名。这位刚生下孩子不久的母亲，就此失业。国内记者们对这些被强迫离职的记者进行了声援，但这些声援对何华章的影响可有可无，都不足以改变记者的命运。

与 权力高度捆绑和对记者的严厉处置，为何华章庞大的传媒帝国梦赢得了权力的基础，也其成为成都市政商两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据知情人介绍，在其任上，博瑞与中 旭集团吴兵等，也在温江进行了房地产业务合作。在成都地铁开通之后，他们可以不经竞标，就获得了部分地铁广告的经营权。

到2012年3月， 其从成都市委宣传部长调任遂宁市市长时，成都传媒集团属下拥有《成都日报》、成都电视台全部、《成都商报》、《成都晚报》、《新城快报》、《每日经济新 闻》、《成都女报》）、4本期刊（《先锋·居周刊》、《看历史》、《时代教育》、《公司·地产商》）、1个出版公司、1个地铁电视系统、1个新闻门户网 站。集团直属直管媒体以及文化投资、开发、运营公司共14家,员工1万余人的规模，成为国内第一家传媒航母。集团内重要的人事任免，依然沿袭着何华章老商 报系的轨迹。

末路

在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何发章对李春城的全力包装，也得到了回报。2012年3月，何华章调任四川遂宁市市长后，5月9日，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城就带队视察遂宁，何华章全程作陪。遂宁当地官方解读为，这是李春城下来给自己的爱将站场。

2012年12月4日，新华社发文称，已经调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李春城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博瑞传播的股票在开市10分钟内即告跌停。随后，坊间就传出何华章被调查的传闻。

这期间，一些原来老商报系掌握的广告公司和成都传媒集团子公司，集中出现人事变动。被认为是何华章老搭档的成都商报总编陈舒平退居二线，而接替者依然是何的老班底陈海泉。

2013 年下半年，成都传媒集团分拆，除已经被成都电视台33频道之外，别的成都市级电视媒体与商报系进行剥离。一些经营状况不好的媒体，被关停。最引人注目的 是，由何华章搭建、《成都商报》班底组成的成都市委宣传部媒体报道策划组解散，这个存在了数年，专门解读成都市一把手中心工作的写作班子走到了尽头，负责 人、同时兼任成都商报副总的谢文调任成都市网管办担任负责人。

这期间，传出了何华章已经离婚的传闻，但被和他走得近的人否认。

面对一再传出自己被调查的传闻，何华章也接受了采访。他说，自己毕竟在成都市工作了那么久，有这些传闻也正常。

但 一些媒体人感到的变化是，以前很难接触，被老商报人称为毫无人情味的何部长变得和蔼可亲了。一个资深的前商报人说，何部长说了，好久召集一下在北京的老商 报人们吃顿饭。而在一个月前，即使是他这样的媒体人，想直接和何部长通电话也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感到了微妙的变化。但传说中的调查并没有降临，一直到 2014年3月18日，大陆媒体称：“李春城的心腹，著名前媒体人何华章正接受调查”。

何华章也许没有想到的是，曾经在他治下的电视媒体，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在网络上，这条消息也立即成为头条，成为成都最引人关注的新闻。6天以后，这条消息得到了官方的确认。中央监察部网站发布简讯称，遂宁市长何华章因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收调查。